“在传统结构中，每一家以自己的地位做中心，周围划出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是‘街坊’。有喜事要请酒，生了孩子要送红蛋，有丧事要出来助殓，抬棺材，是生活上的互助机构。可是这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而是一个范围。范围的大小也要依着中心的势力厚薄而定……中国传统结构中的差序格局具有这种伸缩能力……中国人也特别对世态炎凉有感触，正因为这富于伸缩的社会圈子会因中心势力的变化而大小……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在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费孝通，2007）。

一、问题与理论

（一）问题提出：礼物流动的

三种研究范式

“尽管礼物交换存在于所有的地方，但它在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中却显得尤为重要”（阎云翔，2016）。以往对礼物交换和流动的研究范式分为三类。

一是超自然范式。它反映礼物交换的宗教范畴，强调赠送与接受遵循某种宗教意义上的强制性。莫斯（Marcel Mauss）认为，接受和回赠礼物都是“礼物之灵”决定的义务，因为接受他人物品就接受了对方的精神本质，将这种灵力保持在自己手中是不明智的，甚至有生命危险。莫斯详尽阐发的两个论题——礼物之灵及礼物与商品间的对立，仍然是当代人类学家的主要兴趣所在。

二是互惠范式。它反映礼物交换的经济范畴，突出礼物交换的互助功能。回礼动机的互惠范式批评莫斯对礼物的精神意义的先入之见，以及与之相呼应的对其经济意义的忽视。互惠范式的典型研究有马林诺夫斯基的“互惠原则”，萨林斯关于慷慨互惠、等价互惠和消极互惠的划分，列维施特劳斯特别关注的互惠的社会结构，以及布迪厄将礼物交换行为定义为“象征交换经济”（吴文兵，2017）。

三是关系范式。它注重礼物交换中行动者所折射的关系结构，如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等。比如，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2016）中将礼物交换划分为表达性礼物和工具性礼物。他的下岬村研究显示，在一个既定的关系网络中，直系亲属、近亲以及姻亲构成了社会关系的核心区域；好友以及经常可以寻求帮助的稍远的亲属构成了可靠区域；最后，有效区域包括大量远亲和广义上有接触的朋友。杨美惠（2009）则以1980～1990年间中国城市社会礼物交换的研究，力图呈现中国的礼物经济与关系网络构成了一种和国家权力相抗衡的非正式权力。

显见的是，中国本土学者对礼物交换、随礼行为的研究主要是在关系范式的语境之中，根据赠送者与接受者关系的不同，可以对随礼行为作出不同划分。同时，本土学者引入了人情、伦理、面子、报答、恩情、权力等中国情理社会特有的概念，通过更加广度和深度的个案研究，丰富了“礼物”及“随礼”行为的经验研究（尚会鹏，1996；黄玉琴，2002；黄鹏进，2008；蔡文慧，2009；翟清，2011）。

诚然，礼物交换研究的三种范式相互交叉，不能简单地将其切割。事实上，超自然范式、互惠范式与关系范式是紧密相连的。其一，莫斯意义上的礼物契约和关系范式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对礼物的关注都是基于“社会”持存以及建构社会团结纽带而展开的。即使是礼物研究的经济互惠模式，礼物流动也直观反映了社会关系结构的某种缔结方式。其二，无论是莫斯意义上的礼物之灵，还是礼物交换的经济互惠动机，最终礼物在交换过程中循环流动，赠送者与接受者的关系网络结构得以不断确立和强化。换言之，关系范式可以视为礼物流动的最终落脚点。礼物流动是透视社会关系结构的一面镜子，通过研究礼物流动有望揭示隐含的社会关系结构，洞察其间的道德观念、互惠模式和关系网络。

在中国社会语境里，现有关系范式下的礼物流动研究仍然存在进一步学术发展的空间。首先，以往礼物流动的经验研究多偏向于单一维度，缺乏整体性的理论视角。事实上，礼物流动现象既蕴含着行动者高尚、虔诚的心灵动机，又隐含着经济互惠的交往原则，还象征着流动的关系网络的再生产。其次，以往过多关注礼物交换所反映的静态社会结构或社会运行模式，没有将礼物流动当成一个历史的过程，缺乏历史的视角，超自然范式和互惠范式表现尤为明显。最后，正如许多研究者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体以自我为中心构建的关系网络而非凝固的社会制度支撑的，因而礼物馈赠和其他互惠交换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维持、再生产及改造人际关系方面（阎云翔，2016）。所以，基于本土礼物流动的经验研究之理论建构仍然值得进一步拓展。

（二）理论诉求的转变：

“差序格局”作为分析工具

在研究视角上，倘若跳转时空，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赖特·米尔斯，2005），就很容易发现青年费孝通“天才式”构造的经典概念“差序格局”在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研究领域的深刻洞察力和基础性作用。20世纪中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表达过传统中国社会架构是“差序格局”模式：“以‘己’为中心，象（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象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象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性了。”尽管诞生于1947年，“差序格局”仍然是目前对中国社会关系结构最为基本的描述性概念。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散文体的陈述中，用“水波纹”的自然世界隐喻形象概括了中国基层社会“差序格局”的主要特征，如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血缘纽带的重要性，以及“自我主义”的伦理价值观（孙立平，1996；阎云翔，2006；吴飞，2011）。另一方面，经典文本的概念修辞手法（“同心圆”模型）客观上也为后来的学术争议和理论想象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阎明，2016；苏力，2017）。无论如何，对于这个启发式的概念，当前取得的学术共识是，“差序格局”应当是分析中国传统社会中社会关系结构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时也是分析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社会关系类型演变的一个重要基础性视角（孙立平，1996；周飞舟，2015）。

在此基础上，本文拟通过对一户农村寻常家庭历时近十年的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的田野素材进行比较研究，分析礼单账册所折射的“差序格局”，以此管窥普通村民日常生活某一侧面的常与变，以及与传统费氏“差序格局”的同与不同。由于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相隔时间较长且涉及同户家庭的代际差异比较，它可以区别于以往相关的经验研究。再者，本文更可以在理论、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尝试管窥经典理论的变与不变。同时，借助“差序格局”的分析工具，本文研究有望在本土礼物交换和随礼现象的研究中推进整体性的理论关照、历史维度的纵深考察以及本土理论建构的发展。

二、方法与案例

本文个案研究的田野点为江西省瑞昌市乌村，经验资料的获得方式主要有访谈、口述史以及查看账册等。乌村是一个宗族性自然村落，历史悠久，一村一姓（刘氏），村民聚族而居。截至2016年底，该村当地派出所在册约90户，246人，有8个房头。20世纪90年代初，乌村出现了“打工经济”，并日益成为当地农户生计的主要方式。大约2005年后，随着“打工经济”的发展，当地村庄“空心化”较严重，近来城镇化趋势日益突出。乌村的礼单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的礼单由主家邀请专人在仪式现场记录，这些人一般是主家最亲近、最信任的人，通常有2～3位，分别负责接礼、记录、保管；接礼的同时要给宾客敬烟并礼仪性地相互敬语。礼单记录完全公开，酒席开始之前会张贴在祠堂中殿的墙壁上，一目了然。一则方便宾客查询自己的随礼是否及时登记在册，二则礼单中的收礼状况可以展示主人的个人能量和家族状况。通常，礼单包括宾客名称和随礼金额。非正式的礼单是村民自己私下保存的、在红白喜事中不方便公开。在调查中，很多乌村村民都能从柜子里或箱子底下翻出一个礼单，在他们看来，这是今后人情交往随礼或回礼的参考标准。

随礼是中国农村的普遍习俗。大多数农民对随礼并不排斥，甚至存在显著的心理需求，随礼是他们在“熟人社会”中实现情感联络、经济互助、关系维系的重要方式。农民随礼是有目的的行为，兼受感性因素和理性因素的双重影响（张丽琴，2010）。随礼之风盛行，一方面传承了儒家传统“礼尚往来”、“知恩图报”的道义伦理，促进了费孝通所言的村民之间的生活互助；另一方面加剧了费孝通不曾预想的农民日常生活支出的人情负担和阶层固化（贺雪峰，2011；陈柏峰，2011）。

一般而言，人们的关系网络可以简要划分为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初级关系与次级关系目前都有纳入实践性私人网络之中的趋势，从而构成对费孝通的传统“差序格局”模型的传承与发展。

三、传承：父辈初级关系的礼单账册

乌村村民刘遵丁（1963年出生）夫妇有二子，长子刘庭荣（1987年出生）现为高校教师，次子刘庭华（1989年出生）现为三甲医院医生。尽管遵丁青年成婚后一直在厦门建筑工地务工，遵丁的生计关系以及人情圈还是局限在乌村邻里和姻亲关系范围内。也就是说，即使是在外地的打工生计中，遵丁的私人关系网络还是止于故乡宗亲范围。

遵丁从2007年至今共举办过两场喜宴，一是2007年夏天庭华的升学宴，一是2016年春节庭华的婚礼，相隔近十年。2007年庭华（时年18周岁）升学礼单概况经整理，见表1；其主事者是遵丁夫妇。

 

表1 2007年庭华升学宴时遵丁为主体的礼单账册统计（单位：元）

注：“其它”包括小学学校随礼50元，生产小组随礼100元。以前当地宗族农村的习俗，一村有考学喜事，市内的同宗村庄作为单位，会来贺礼。随着考学增多，这一习俗如今不再。

 

2016年庭华结婚之喜，有两份礼单，一份以遵丁夫妇为主，一份以庭华（时年27周岁）为主。遵丁夫妇作为主体收受的礼单经整理，见表2，累计金额是13940元。

 

表2 2016年庭华婚喜时遵丁为主体的

礼单账册统计（单位：元）

注：①随礼亲属圈中“近”与“远”以亲子关系为准则，嫡系兄弟姐妹是近亲，其它是远亲，包括堂兄弟；而近亲中以“单系偏重”为准则，父系为血亲，母系为姻亲。

②酒席主办人遵丁夫妇各自的兄弟姐妹都是近亲。父系（遵丁）为血亲，有两个已经成婚的弟弟和三个外嫁姐妹；娘方为姻亲，遵丁媳妇有一弟二姐妹；舍此以外，其它姻亲联系都是远亲。此外，长兄5000元随礼是通过支付宝转账给庭华的，并不公开，划归到遵丁夫妇为主体的礼单。

 

观察以上两份礼单，结合访谈内容，研究发现如下：

第一，亲属距离与血缘远近是随礼价码的主要标准。对照表1和表2，显见的是“血浓于水”，是否随礼以及随礼的多少基本依照随礼者同当事人的血缘关系的远近来确定。根据当地风俗习惯，亲戚关系由近及远依次是：兄弟姐妹；叔伯、姑姑等父系近亲；舅、姨等母系近亲；族中关系较近者；亲戚中关系较近者。这里，随礼数额越大，表明随礼者与受礼者的血缘关系（而不是交往关系）越近。通常，属于同一顺序的人事先要就随礼的金额进行协商，大体送同等金额的礼，以免随礼高低的尴尬和亲属间不必要的矛盾冲突。但是，亲属距离并不是决定随礼金额的唯一因素，当亲属之间出现矛盾时，亲属距离或血缘关系可能会受到影响。

比如，2007年庭华升学时表1中近亲圈礼金额占45%，随礼金额最高的是遵丁的三姐妹，每人都是300元，次之是娘方的舅舅250元，再次之是遵丁的兄弟每人200元，姨娘每人200元。他们基本上是按照血缘远近随礼，但是，遵丁兄弟的随礼金额显然偏低，还不如外嫁的姐妹，这可能跟早年遵丁家兄弟媳妇之间有些恩怨有关。2007年庭华升学时，舅舅随礼250元，两个姨娘每人200元，这是因为当地习俗中舅舅的关系要近于姨娘。而在2016年庭华结婚时，遵丁夫妇的近亲圈统一随礼500元，有均平的意思。

表1中遵丁夫妇的核心近亲圈，即遵丁与凤子（媳妇）各自的兄弟姐妹，共8个礼数，金额合计1950元，占到表1总金额的45%；人均244元，约是表1礼单均值62元的4倍。表2中庭荣随礼5000元，成为亮点。至今尚未婚配的长子庭荣随礼5000元给庭华，一是“只有一个亲弟弟，血浓于水，我们的关系是最近的”；二是“胞弟早日结婚了却了父母的一块心病，成婚时弟弟的经济能力并不强。”2016年遵丁夫妇各自的兄妹，每人送500元，合计3000元（庭华的两个叔叔按习俗没有随礼，却是婚事中最主要的帮忙者）。若以父系主轴计算，庭华的长兄与其叔伯姑姑，随礼数只有4个，但随礼合计金额为6500元，占表2总金额的47%。

“亲戚，是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不行走，送礼最多的是近亲了，从最亲往外走。办酒席的，第一重要位置是自己的兄弟姐妹；第二位置是儿子的外婆家，我们这里是这个尊卑传统。由近及远，自己的兄弟姐妹，父亲的兄弟姐妹，男为先女为后。舅舅、姑爷、妹夫、姐夫、姨娘、外甥、表兄弟都属于姻亲，女（娘）的一方亲戚是姻亲，外嫁的女子都比兄弟要隔一点，以男（父）的谱系为主。同样是姻亲，舅舅家亲一些了，跟姨娘家比，舅舅的外甥更近一点。这是自古以来的宗法传统！

酒席在谁的手上办，就以谁为主，07年次子没有成人还是孩子，以我为主了。送礼以我的兄弟姐妹为最重，次之就是老婆的兄弟姐妹，他们都是近亲。自家人，考大学，不办酒也要送礼的。外面的人，不办酒，不送礼。比如，我的亲侄女珍珍如果结婚，嫁出去了，我肯定要送礼，还要送得重一点，比房头我这一辈的，遵字辈。”（访谈遵丁内容整理，2017年1月）

由此可见，礼物的价值或礼金的多少能够反映随礼者与当事人之间的亲近程度。也就是说，在特定的随礼场合比如婚礼、升学礼中，收礼者与赠礼者的亲属关系越亲近，收到的礼金数额就越高。

第二，姻亲关系成为礼金流入量最大的亲缘关系网络。广义的姻亲关系，泛指一切以婚嫁纽带缔结的关系网络，比如妻方的亲属及其房头，以及本村房头的外嫁女等。她们是由姻亲因素勾连的关系网络。

表1中，遵丁外嫁的三个姐妹（血亲）每人随礼300元，妻方姐妹兄弟（姻亲）共随礼650元，她们的随礼数合计占表1随礼总数的9%，随礼金额合计却占了35%。表2中，遵丁外嫁的三个姐妹各随礼500元，妻方姐妹兄弟也是每人随礼500元，随礼数合计占表2的8%，随礼金额合计却占了21%。广泛意义上统计，遵丁外嫁的三个姐妹以及表1、表2的远亲都应该划归到姻亲关系范畴。如此，表1中姻亲关系随礼数34个，是各项关系类型中随礼数最多的，占表1随礼总数70个的49%，随礼总金额占比62%。表2中姻亲关系随礼数28个，占随礼总数72个的39%，随礼总金额占比36%——可见，去除长子的随礼金额后，姻亲圈随礼金额合计仍占最大份额。

由此可见，在农村，姻亲是婚礼等仪式的随礼主体，无论是随礼数还是随礼金额都占较大比例甚至居于首位。女方姻亲的重要作用，不仅表现为对婚礼等仪式的广泛参与和高额礼金，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合作与互助当中。当遭遇生活困境之时，村民更倾向于求助妻方姻亲或姐妹姻亲。事实上，农村家庭规模缩小以及村庄中女性地位不断提高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姻亲成为农民日常生活中最为关键的人情关系网络。

第三，宗族村庄的地缘关系是随礼捧场的主角。表1中，地缘纽带的乌村邻里随礼数是25个，占随礼总数的35%；表2中，则是43个，占随礼总数的60%。由于在村的缘故，他们俨然是当日宴席最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没有这一群体的捧场，酒席会显得格外冷清。但是，这一群体礼金总额的占比并不高，表1中占比是16%，即使加上市内同宗村庄，占比也只有25%。表2中乌村邻里礼金总额占比是28%。所以，很多村民感慨，现在的村庄邻里随礼基本上就是凑个份子，图个热闹，并不会挣钱。“吃一顿饭，随个礼，不亏不赚”；“酒席一般是赚最亲的亲戚兄弟舅舅的钱。”

第四，互惠原则与关系维系历史是主要影响因素。村民喜欢“礼尚往来”。即便是在亲缘关系网络中，血缘关系也不能保证长期的人情交往，长期的随礼往来必须建立在感情互动和互惠的基础上。在亲缘关系网络中，除了考虑血缘关系和亲属距离外，还应将交往双方的人情关系维系纳入；而在非亲缘关系网络中，人情交往状况以及相互关系的维系成为决定人们随礼的主要因素。

“2017年春，我次子生女儿，两个姑姑跑到九江去每人送礼500元，他大姑就托人送了200元，人还没有去，顺道的车路过她家，她说要带孙子，没有去。这次，三弟也送了200元。二弟媳在九江庭华工作的医院治病，庭华托熟人帮她做了个身体检查，偷偷做的，没有花钱。本来是要花费五六百块的，这次庭华生娃也要送点了。二弟当时给了次子100块钱，说请帮忙的医生吃饭。”（访谈遵丁媳妇内容整理，2017年9月）

2007年庭华升学时，村庄房头基本没有随礼。按理说，乌村房头内的邻里关系更亲密于房头外的邻里关系。房头内邻里没有随礼，遵丁媳妇有些不平，她认为××的母亲是始作俑者：这个人在房头内最为年长，因妒忌遵丁的儿子能上大学而怂恿自己的两个儿子不随礼，房头内的其他人也就不好僭越随礼了。尽管房头内有他人随礼，遵丁媳妇还是没有收取，她的解释是，“既然有没送的，就大家都不要送好了，心意我们领了。”

庭华2007年升学宴以及2016年结婚宴中，乌村邻里随礼最高的是刘礼朋，次之是其弟刘礼锋。2007年他随礼120元，2016年他随礼300元，其弟随礼200元。礼朋之妻是遵丁媳妇凤子做的媒人，她和凤子同属于XX乡某庄的一个房头，是房头的姐妹关系。在2006年礼朋之子满月宴时，当时村人随礼30元或20元比较常见，遵丁随礼了100元，2013年礼朋R市购房时又随礼了200元，所以，礼朋依次逐渐增加了礼金，同时还影响了其胞弟随礼。

从遵丁的随礼支出看，他与并非同一个房头的礼朋家族保持着长期的人情往来，并互相略增回礼价值。正如翟清（2011）所观察到的，人们通常选择略增礼金数量来回礼，这样一方面能够避免受礼者把礼金赠予当作“还债”，另一方面说明赠礼者还有意愿与受礼者继续交往下去，为后续交往奠定基础。长期来看，双方礼金往来会达到一种动态的整体平衡。在人情交往中，这并不仅仅是巧合，而是贯穿于随礼行为始终的感情互动和互惠原则在起作用。

第五，当事人个人境遇的改变是礼单变迁的关键因素。表1、表2所折射的主要是遵丁夫妇的社会关系图。“人情世故皆文章”。表面上看，两份礼单的随礼数都在70个左右，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里子”却有明显的不同。

1.随礼金额一直在增加。这是大势所趋，其中不乏物价上涨、工资上升的大环境使然。乌村常见的随礼份子钱，从2007年的20元或30元涨到2010年的50元或60元，再涨到2016年的100元。近亲圈的随礼金额也从2007年的200元或300元升至2016年的500元。据村民说，2016年姑爷舅舅随礼500元算是偏低的，一般多是600元或800元（数字较吉利）。

2.远亲的随礼数量在下降。表1显示庭华升学宴中远亲的随礼数是28个，相隔9年后，表2显示庭华婚宴中则是22个。经了解，遵丁的外婆家在邻近的柯庄，柯氏房头以及XX乡堂兄徐氏房头没有再随礼，“好多年没有联系，走散了”，只是柯氏表兄弟以及徐氏堂兄弟“自己人”还在礼尚往来。

3.村庄邻里的随礼数量在急剧上升。2007年共25个随礼，2016年陡然上升到43个随礼。

“2007年的升学宴是在8月底办的，那时候村里人在外打工，留村的人并不多，可能送礼的人数就少了，不在村，没看见，不晓得，就不送了，但也有关系好的会托人代送。2016年的结婚宴是在年底举行的，那时村里人多，春节返回家乡了，人气热闹些。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村里的人觉得我有两个儿子，现在混得不错，儿子会读书，毕业有出息，是他们撑我的脸，所以都来送礼了。比如××，以前庭华考学宴，他媳妇在村里头一天看见了，也不说声就走了（没送礼）；2016年庭华结婚的时候，××却从R市赶回乌村，说要喝喜酒。还有，××老师，以前是不来往的，我没有送过他的礼，他也没送过我的，他一直是在县城，这次也托人带了100块钱过来。以前，他就是回乌村，也不和我们打招呼的，门都不进。现在春节一回家，还专门跑进房内来跟我打个招呼。有些人，从来不送我的礼，次子结婚也来送礼。××，他的女儿马上要办事了，次子结婚他来送礼100元，明显过几日也要送过去。堂兄弟，我有好几个，我的父亲徐××来乌村（刘氏聚族而居）入赘的，父亲在那边有三个兄弟，住得远，走散了，不亲了。

（笔者问是否可以根据礼金的数额来判断关系的亲疏）这个东西不一定的，礼别人重一点，别人礼你重一点，礼别人轻一点，别人礼你轻一点，礼来礼去，有些好近的人（亲戚）还不来送礼呢！没有（随礼）来回，不送你，还不是看你们的关系？乌村的某三兄弟同样是办酒，两个兄弟我都是送60元，第三个我就送了100元，人家先送了我100元，我送他60元，像话不？次子升学包括次子结婚，都是原来的旧亲戚、房头、外婆家了，我没有什么朋友来送礼。”（访谈遵丁记录，2017年1月）

由此可见，随礼的亲属网络或朋友圈并非一成不变，礼金也并非一成不变。家庭境遇改变以及当事人是否努力经营人际关系是礼单账册变迁的关键因素，谓之“人情世故”。确如遵丁所言，近年其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的改善是促使礼单账册变化的最大因素。

四、发展：子代次级关系的礼单账册

2016年庭华婚喜，庭华夫妇作为主体的礼单经整理呈现于表3。

 

表3 2016年庭华婚喜时以庭华夫妇为主体的礼单账册统计（单位：元）

注：表中金额旁的括号表示随礼人与当事人的关系。

 

汇总表2表3，可以得到2016年庭华婚喜礼单汇总表4。

 

表4 2016年庭华婚喜礼单

汇总表（单位：元）

 

如果按照通常意义上的初级关系和次级关系来划分，综合表1～表4，可以得到表5。

 

表5 根据初级关系、次级关系区分的

礼单金额情况（单位：元）

 

 

表1～表5进行比较，笔者发现：

1.代际差异。表3反映的庭华夫妇收到的礼金总金额远高于表2反映的遵丁夫妇收到的礼金总金额，前者恰是后者的2倍。表5显示，庭华夫妇收到的次级关系礼金总额是24032元，占表3礼单总金额的86%，占表4礼单总金额的57%。比较而言，表1、表2显示，遵丁夫妇没有次级关系随礼。这是最大的代际差异。

2.城乡差异。2016年庭华婚宴，在表4中可以发现：以遵丁夫妇为主体的随礼基本是农村面向的，随礼总金额13940元，均值194元，占比33%。同时，以庭华夫妇为主体的随礼基本是城市面向的，随礼总金额28042元，均值384元，占比67%。尽管随礼人次几乎没有差别，但是，在随礼的均值、总金额上，城市面向的后者恰好是农村面向的前者的2倍。

3.阶层差异。庭华与遵丁进行比较，无论是代际差异还是城乡差异，都与当事人的职业分殊和生活面向相关。简言之，造成礼单账册代际差异或是城乡差异的根本原因是阶层差异。遵丁夫妇常年在外务工，遵丁是建筑小工，凤子长期是厂房普通工人。虽然他们的经济生计圈在遥远的现代城市，脱离了祖辈从泥土里讨生活的小农命运，但是，他们的生活圈还根系在养育过他们的乡土社会及其传统习俗上的亲属婚姻圈。在异乡的打工城市，他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情交往依然局限在从乌村及其附近村庄外出打工的“候鸟”群体，他们从来没有从骨子里融入辛劳工作半辈子的现代都市。从表象上看，他们的日常生活时常泛起现代城市的特征和节奏，但“里子”仍旧深深地裹挟于故乡的泥土气息以及根生于此经久不变的亲属、姻亲、地缘网络中。

庭华出身寒门，凭借个人努力以及时代赋予的教育发展机会在2007年进入省内一所“211”重点高校，学医5年毕业后进入九江市一所三甲医院药房科工作。虽然工资收入不高，但庭华无疑属于农村山沟里走出来的励志版“凤凰男”，其妻为同一单位的非在编护士，有较为体面的工作和稳定的收入。较之于父辈三十年如一日的建筑小工，他无疑完成了社会分层的向上流动，是当前中国社会“寒门出贵子”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是故，庭华不仅在经济生计上脱离了裹挟其童年的乡土关系和村庄时空，还通过求学、工作、居家买房，其日常生活面向已经成功融入现代城市。换言之，出自乌村的庭华在城市社会里扎了根，发了芽，他的人情交往面向是同事、同学、朋友。自然，商业性的城市社会的人情标准和随礼金额会高于泥土的乡村世界。

 

五、在传承中发展：礼单中的“差序格局”

 

“世事洞明皆学问”。通过对以上礼单账册的分析，可以管窥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具有实践性私人关系的发展趋势。概言之，农户随礼行为反映的社会关系结构呈现费孝通所谓的“差序格局”模型。这既是本文的经验概括，亦是对传统“差序格局”模型的拓展。笔者认为，“差序格局”的概念“亲亲”“尊尊”秉承的是经验世界的归纳逻辑，它在现实社会中一直在变化。形式比喻“水波纹”遵循的是演绎逻辑，它历经岁月巨变仍然坚强留存。以此，在理论与现实社会的历史比较中，本文礼单中的“差序格局”概念建构体现了传承传统与发展内容的有机统一。

（一）“差序格局”的形式传承

经典文本中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概念呈现除了众所周知的“水波纹（同心圆）”比喻修辞，还有两个形象说明：一是以北极星为中心的星图形象，二是“蜘蛛的网”。费孝通（2007）提出，亲属关系网络“象（像）个蜘蛛的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蜘蛛的网”就是“差序格局”的一个形象体现。事实上，用“同心圆”来反映中国亲属及社会关系的规则，这在近代社会科学有关研究中并不少见。如与费孝通同时代的冯友兰（2005）认为，“在传统的中国，家在广义上实际就是社会……如此按照传统的社会理论，每个个人是社会圆的圆心，社会圆由各种社会关系构成”。

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模型始终强调亲属关系之形式上的个体性。“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么一个以亲属关系布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所罩住的人是相同的。在一个社会里的人可以用同一个体系来记他们的亲属”（费孝通，2007）。这种“水波纹（同心圆）”在后来学者的持续解读中成长为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研究中的一个经典比喻，也成为观察中国社会关系结构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扇窗口（阎云翔，2006；翟学伟，2009；张江华，2010；周飞舟，2015）。由此，本文建构的礼单中的“差序格局”模型见图1。其中，Ⅰ、Ⅱ对应的是初级关系，主要体现在父辈遵丁的实践性亲属关系圈中；Ⅲ、Ⅳ对应的是次级关系，主要体现在子代庭华的流动性私人关系网络之中。

 

图1 礼单中的“差序格局”模型：

同心圆波纹

 

费孝通（2003）晚年曾对“差序格局”概念有进一步的畅想，他认为，“传统意义的中国人，中国的世界观，更像是一种基于‘内’、‘外’而构建的世界图景：一切事物，都在‘由内到外’或‘由表及里’的一层层递增或递减的‘差序格局’中体现出来……背后假设的‘我’与世界的关系，就已经是一种‘由里及外’、‘由己及人’的具有‘伦理’意义的差序格局”。是故，如前所述，以“差序格局”作为分析工具，研究视角的转变有望推进本土礼物流动研究的整体性理论关照、历史维度的纵深考察以及本土概念建构的拓展。

（二）“差序格局”的内容发展

半个多世纪前，费孝通（2007）预见到“名实之间的距离随着社会变迁速率而增加”，社会如果加速地变动，会愈发导致“名实的分离”。青年费孝通基于农业文明底色提炼的“差序格局”概念主要是“伦理本位”（周飞舟，2015）面向的，对于普通农户，它以先赋的家庭血缘关系网络为基本立足点，个人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基本止步于初级关系世界。比较而言，时代巨变下以市场经济主导的中国，普通农户的个人关系结构日益突出实践性的次级关系的重要性——这种实践性的次级关系不仅是私人性的，更是市场实用主义倾向的。

在历史延续性的视角下，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历了近30年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以及紧随其后长达近40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使人际关系文化发生了实质性的变革。本文注重于新的发展。的确，对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出生的群体，传统的初级关系仍然存在并且在家庭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但是，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青年来说，未来基于主观性经营构建的私人朋友圈、业缘关系、组织关系等次级关系将会日益凸显。这里，结构的历史巨变与观念的实质变革是相辅相成的。

概言之，本文礼单中的“差序格局”建构，既延续了费氏的“同心圆波纹”，又拓展了经典概念的内容指涉，主要有以下3个特征。

1.能动性。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构建，即使能动也主要以家庭血缘关系网络为立足点，比如遵丁初级关系的生计和人情圈子。而当代人们的私人关系网络日益凸显后天的主观构建和经营，它更多地体现在“80后”身上，比如庭华夫妇。当代农村青年可以通过教育、工作、商业等发展契机走出世代延续的乡土世界及其亲缘、地缘网络，迎面扑向现代的城市世界及其社会关系网络；不仅在城市社会里安营扎寨，还可以寻找到自己的精神依托。

2.变化性。时至今日，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仍然可以解释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结构的社会事实，它是依据亲疏远近关系能动扩展并聚集而成的一个个“社会圈子”（费孝通，2007）。这样的“社会圈子”依据其中心势力的境遇而自由伸缩，富有弹性。也就是说，人们的“社会圈子”即使是在初级关系内部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需要精心经营。但是，当前“社会圈子”有日益转向市场化的次级关系的发展趋势。并且，由于农村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年轻一代的兄弟姐妹数量普遍远低于他们的父辈，出现了许多独生子女。可以预见，在不远的将来，现代次级关系的构建与经营将会日益凸显其重要性。

3.区别性。无论是父辈还是子代，他们的社会圈子都并非一成不变，但就其实践结果或最终目标来说，都导向于区分内外之别，辨明亲疏远近。这里，毋庸置疑，传统的亲缘网络尤其是核心家庭的近亲圈，在父辈和子代的人生意义、日常生活中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维系与延续着“自己人”认同。但颇为显见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文化嬗变集中体现为：人际关系的等级原则逐渐弱化，契约化的人际关系开始冲击以人伦为本的人际关系，功利性的人际关系正在淡化中国的人情关系，现代开放性的人际关系也在逐渐冲击稍有抬头的宗亲势力（王晓霞、乐国安，2001）。一言以蔽之，当前人们“社会圈子”构建的最大转变是个人主体性的日益增强，目的仍然在于区分内外之别。

六、拓展讨论

在与既有的理论进行对话后，笔者有必要对本文田野故事的边界作必要的说明和拓展讨论。简言之，本文个案分析所呈现的研究结果或许不具备“代表性”，只是在典型的意义上具有推广性。也就是说，本文的“代表性”在于案例选择的典型性，即：是否能“代表”某一类型现象，是否集中了该类现象的主要特征和属性。典型性个案研究，它可用于归纳型研究，总结出某种“一般”结论；也可用于修正理论假说，或检验理论的外部效度。

比如，假设庭华（或类似的人群）的代际流动并没有完成向上晋升，而只是追寻父辈的建筑小工足迹，那么，2016年庭华夫妇的那份私人礼单可能会是相当羞涩。再或许，庭华的代际流动向上发展的位置和平台更高，则其私人礼单可能会让父辈的礼单更相形见绌。再或许，如果遵丁本人在务工生涯的后期完成了个人阶层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包工头或商人时，那么，礼单账册比较的面貌更要另当别论。

当笔者惶恐于本文研究个案的“代表性”时，曾询问一位高校同仁2016年的婚宴礼单概况，以重审本文的研究结果。他告诉笔者，其以父辈为主体（小学老师身份）的礼单总额是2万～3万元，最高金额为舅舅送的5000元，而以自己夫妇为主体的礼单总额是5万～6万元，随礼最高金额是1万元——原因是有利益牵连。这里，在利益驱动的随礼新格局中，人情和利益成为交往联系的纽带。而本文的案例研究中并没有出现如此突出的利益牵连现象，因为案例主人公均无权无势。否则，研究结果也当别论。

概言之，案例研究的旨趣在于与既有理论对话，它希望重新激发社会学理论的抽象力和“社会学的想象力”。于此，本文研究结果在经验拓展方面的典型意义是，它可以被应用于理解类似的人情往来及家境变迁，但不具备无限推延性。事实上，当代中国农村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巨型社会，民间自古就有“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说法；同时农村社会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它有着显著的地域特色和社会分化。即使如此，社会研究的目的正在于从这“千姿百态”的丰富中捕捉到“形异质同”的共性。

本文能从典型案例解剖中捕捉到的研究发现主要分为两部分。一是在理论层面，通过对一个农户历时十年两次红事礼单账册的代际关系比较，有望拓展费孝通传统“差序格局”概念的解释内容。经验研究表明，在对现实社会变迁的历史比较中“同心圆”关系模型经历了“变”与“不变”。一言以蔽之，以己为中心似“水波纹”一样一层层外推反映的人际关系“同心圆”模型没有变，但是，当代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交往的内容、边界一直在变化着。二是在经验层面，本文认为普通农户的随礼往来和礼物流动具有能动性、变化性以及区别性，是传承传统和个体发展的统一体。比较而言，传承主要体现在父辈村民初级关系范围的随礼网络之中，他们的血缘关联、地缘纽带、姻亲伦理可以世代延续；发展主要体现为“80后”年轻一代群体，以己为中心个体努力经营的次级关系日渐重要，并将成为今后的发展趋势。

【注：限于篇幅限制，省略了参考文献和注释，但不影响读者理解全文】

原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18年第5期

文本作者：刘小峰，江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江西师范大学乡村治理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