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系列论文选读

    本期读书会围绕赵鼎新教授系列论文进行交流与探讨，赵鼎新教授主要研究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他提出以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视角来理解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在解释现代国家政治稳定性、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动态发展中的核心重要性。

   赵鼎新，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主要兴趣方向是历史社会学、社会运动、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与民主转型。他提倡在宏观结构条件约束下以机制为核心的多因变量的解释框架。他提出以变迁、结构、话语三个视角为出发点来理解和解释社会运动的发生和发展。他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在解释现代国家政治的稳定性、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动态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等问题中的核心重要性。他的专著有《The Power of Tiananmen》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和儒法国家的形成》等。

 

赵鼎新教授的民主观——基于《现代民主的真实面目》

主讲人：范歌

   “民主到底是不是个好东西？”这个问题是不能一刀切，因为“民主”不仅是个价值理念，还是国家治理的工具性手段。那么，“民主”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到底有哪些作用，又有哪些弊病呢？在中国，如何更好地发挥“民主”的作用呢？赵鼎新教授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民主体制为一个国家的内外政策提供合法性：

    第一，在现代民主下，各路政治精英在程序化的权力争夺下达成了权力制衡，从而限制了国家的权力。（“让野心制约野心”）

    第二，民主最为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国家的合法性问题。

    二、一个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可以基于：

    1.价值观/ 情感：意识形态→信仰危机、宗教统治者的个人魅力→不可验但不适于现代的脱魅社会；

    2.绩效：统治者在领导经济发展和提高百姓生活上的表现→作为社会道德表率的表现→维护国内安定和防止外族侵略的能力→极端民族主义及军国主义；

    3.竞争性选举：相对稳定，政体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分开了，言论和结社自由：

    1）各种思想和利益的交流和竞争提供了一个平台；

    2）促进了社会上认同感和利益的多元化；

    3）造成百姓对于政治的一种成熟的冷漠。

    第三，民主还给一个国家增加了国际合法性。

    三、现代民主的局限性：

    第一，选举的可操纵性和选举结果的非理性；

    第二，民主对于原有社会结构的强化；

    第三，民主社会的向众性；

    第四，忠于反对与稳定民主的困难性。

    四、现代民主的中国出路：

    第一，在一个具有很强的非民主传统并且百姓素质较为低下的社会, 民主转型应以自上而下的发生为好；

    第二，现代民主体制必须一人一票；

    第三，通过宪法规定民主选举的非意识形态规则，建立“忠于反对”政治文化；

    第四，在没有民主传统的社会，政治家必须有着很强的现实政治感, 同时他们的行动必须让百姓看到方向和希望；

    第五，一个平稳的民主转型应该在社会矛盾比较分散的时候进行；

    第六，民主转型的目的是达到一个较为现实可行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想社会，一个较为可行的制度不会是一个泛民主的制度, 而是以民主为主导的混合制度；

    结论： 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将是一个能自觉运用多种制度来取得执政绩效的国家, 一个能够在遇到问题后有能力改变制度配置的国家, 一个能运用选举民主作为政府执政根本合法性基础而又不迷信民主的国家。

    最后就“政治精英的边缘化”、“忠于反对”、“民主的向众性”进行讨论。

 

《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

主讲人：穆鹏云

    主要观点：意识形态，程序和政府绩效是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最根本的来源。国家合法性的三个来源各有特性，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三个基本面向在一个具体的国家中的组合，以及一个具体组合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改变的能力。

    一、国家合法性来源

    1.现代学者讨论国家的合法性陷入两个误区：其一是精英主义；其二是经验主义。

    2.韦伯的合法性理论：

    （1）三个贡献：

    第一，他秉承了17、18 世纪在西方兴起的心理学传统的精髓，把国家合法性定位在民众对于国家权力来源的感受，为以经验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打开了道路；

    第二，韦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国家的合法性来源进行了分类，并指出不同合法性来源的不同性质，为我们对国家合法性的不同面向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和分析提供了可能；

    第三，韦伯创造了理想型（ideal type）方法，给经验归纳和逻辑演绎的有效结合找到了一个途径。

    （2）三个合法性来源：传统合法性、魅力合法性和法理合法性。

    3.三种理想状态的国家合法性类型：意识形态合法性、绩效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二、国家合法性来源和国家社会关系

    国家合法性来源与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模式之间存在关联：

    1.意识形态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价值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越占据重要地位；

    2.程序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形式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越占据重要地位；

    3.绩效合法性在一个国家统治中的地位越重要，工具理性在该国家民众的政治思维和行为模式中也越占据重要地位；

    三、意识形态合法性

1.主流意识形态的成功建构需要符合四个政治学原则：（1）核心价值观要有一个总纲性质的＂主义＂，（2）必须具有不可证伪性，（3）必须具有内在的逻辑上的自洽，（4）与人性贴近的核心价值观更具有稳定性，不用强力即可发展起来。

    2.意识形态合法性很强或者是很弱的国度，都是民众的政治认知和行为很容易被情感所支配的国度。

    3.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一个特例：个人魅力（克里斯玛）合法性。

    四、绩效合法性

    1.内容：国家为社会提供公共物的能力是绩效合法性的来源。

    2.评判方式：三个理想情形下民众对国家绩效的可能评判方式：

    （1）国家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因此民众对国家有高度信任；

    （2）国家完全失去了意识形态合法性，民众对国家没有信任；

    （3）民众能超脱意识形态的约束来评判国家提供公共物的能力。

    五、程序合法性

    1.内容：国家的程序合法性包含着许多面向，但其核心是统治者特别是国家最高统治者的产生程序。作为理想状态，程序合法性关键不在实质而在程序。程序合法性对应的是人类的形式理性：如果统治者的产生程序被认为合法，那么该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就合法。

    2.分类：两种理想型政治程序的分类：精英程序；大众程序

    六、结语

    成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建构会给人精神依托和道德归属感；成功的程序合法性建构会给人政治参与感和公正感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国家的权力；成功的绩效合法性建构会给普通民众带来各种具有“实惠”性质的公共物。这三类合法性来源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紧张，以致于国家合法性在一方面的强化就会导致另一个方面的弱化。

 

《“天命观”及政绩合法性在古代和当代中国的体现》

主讲人：王晋茹

    一、核心观点：作者认为，政绩合法性不仅决定了中国历史的模式，还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政治形态。政绩合法性有着内在的不稳定性。尽管当前的中国政府做出大量努力以改善政绩，增强其合法性，但除非它建立起以法治选举为基础的合法性，否则当中国经济放缓时，它仍将可能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二、主要概念：

    天命观：天命是周初统治者为巩固其政权合法性所创建的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理念。西周的建国者认为，周朝作为一个小国能征服比它强大的商朝是因为周朝的统治者得到了上天的授命。天命观的一个关键要素是虽然统治者不能完全决定自己的命运，但是他可以通过德行影响天的意愿。

    政绩合法性：指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该政权经济绩效和道德功绩以及捍卫领土的能力。

    意识形态合法性：指一个政权统治权利的合法性来自于某种价值体系，诸如传统、宗教、政治理念。

    法治选举合法性：当一个政权将法律作为全体社会群体，包括国家精英的约束原则，以及高层领导是通过定期选举而产生时，这个政权则是构建在法治选举合法性的基础之上的。

    三、文章脉络

    贯穿本文的主线：政绩合法性在中国的产生、发展及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1）政权合法性研究综述：

    前人从两个角度对政治合法性做了研究

    1.人民的角度。2.批判的角度（存在缺陷）。因而本文关于政权合法性的探究从人民的角度展开。（问题意识）

    （2）对韦伯三种合法性类型的修正：

    传统合法性+魅力型合法性=意识形态合法性（基于价值观的评估与理性）

    法治选举合法性（理论化工具理性）

    政绩合法性（实用理性）

    （3）政绩合法性的诞生——天命观

    西周以前，如商朝，克里斯玛和传统合法性是其合法性的主导形式。

    周朝建立后，提出作为其统治正当性的天命观念：天命无常，只有治国有方才能承续天命。

    （4）政绩合法性与中国历史模式

从西汉初开始，对政权中统治者的角色以及国家社会关系的主导性观点由儒家学说所决定，尤其是荀子和孟子，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这种关系对皇帝产生一定约束作用。因为民有望于君，所以凡朝廷有错，甚至天降灾祸，都要由皇帝承担责任，清楚地体现了政绩作为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在古代中国的重要性。

“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天命’，即，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如果统治者没有很好地履行其职责，将会失去统治国家的“天命”。

（5）政绩合法性的回归

20世纪80 年代中期，德政和经济绩效重新成为评判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标准。

具体表现：

1992 年之后，新一轮的市场经济改革获得了持续的成功。

将反腐败的措施纳入国家合法性范畴内，提倡“以德治国”。

    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

胡锦涛的“和谐社会”的理念。

（6）政绩合法性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积极：政绩合法性推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更加勤政为民。

消极：政绩合法性同时也是潜在政治危机的一个主要根源。今天在中国，政府的绩效是合法性的惟一来源。如果政府不能够满足大众的期望，那么政府和政权都将陷入危机之中。

对策：树立法治选举合法性，就可以在更换政府的过程中平息公民的不满情绪。

 

结论：目前，中国政府依然享有高度的政绩合法性，但是，当中国人民将享有物质上的富足与政治上的稳定视为理所当然时，如果中国政府不将政权合法性的主要依据转移到一个更为持久的基础上的话，它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评王绍光的“民主四讲”》 

主讲人：张晓峰

文章首先对王绍光的《民主四讲》进行了肯定的评价，但同时，赵鼎新对《民主四讲》中王绍光的一些观点也提出了异议：

1、王绍光忽略了西方近代政治理论家的反民主政治观对西方民主发展的正面意义。

作者认为，在当时的西方，“自由”、“宪政”等思想及相应制度的提出和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旨在对民主加以限制。但这些思想和制度框架也为在西方居于少数派地位的左派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为西方工人阶级的抗争提供了思想和法律保障，并为西方民主和社会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

18世纪末至19世纪的西方经历了世俗化和去贵族化、工业化和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民族主义思潮和现代国家的形成及发展，其社会变动以及这些社会变动所带来的利益和阶层重组，带来的思想混乱不可谓不大。但民主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为英国、美国甚至是法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一个缓冲，为这些国家以及最后整个西方政治的渐进发展提供了可能。

2、作者对王绍光的不加修饰的民主前景表示担忧，并以文革为例进行论述。

王绍光在书中认为对于民主的一些修饰词都是在对民主进行“无害化处理”，并认为真正的民主应当“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而不是被阉割，经过无害化处理的民主”(P242)。

就我个人来说，如果这个世界中存在一个没有“修饰词”的民主国家，我绝对不会去那个国家生活。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邀请党外人士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这一做法不能不说是一种民主。但在党外意见稍一不中听，政府就马上展开“反右”运动，超过五十万知识分子，包括前总理朱镕基，都被打成了右派。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局面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时候提倡的民主没有“自由”和“宪政”加以限制，从而不能够对少数人的声音加以法律保护。

3、对于王绍光关于民主的反思中的“抽签民主”、“网络民主”、“工作场所民主”，作者认为其作为制度，它们都有各自不可克服的弱点。

当个人之间或小群体之间产生矛盾时，抽签在没有任何共识的情况下不失为解决社会矛盾的一个方法，但全国范围内抽签产生一个大国领导在今天的社会中恐怕只能想想而已。

网上民主很重要，但是网上的意见只代表网民的意见，而过度强调通过网络来拉近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势必会导致领袖与百姓(网民)之间相互操纵的民粹主义的兴起。

工作场所民主的想法很好，但在私有制下老板会把自己的工厂拿来给工人“民主”吗?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的公有制下，特别在“文革”中，如果一个工厂没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工人就会放羊(即所谓的“搭便车”困境)，导致产品质量下降(甚至是废品成堆)、劳动效率下降而成本大大上升。

3、作者为王绍光“真正民主”的理想的乌邦托状态提出了担忧。

政治上过于追求完美，往往会被一些政治家用完美理想作为口号，以“理想挂帅”绑架历史，结果给百姓和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同时，即使一个制度在其形成时十分完美有效，人们也会出于不同的自身利益对其加以利用，从而逐渐改变该制度的初始性质。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不仅需要有一个理想制度，更需要其国家和制度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4、最后，作者认为王绍光虽然对西方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却没有涉及西方学者对民主转型失败和不成熟民主的社会后果的研究。

文章的结尾作者表示尽管本文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我毫不否认王绍光《民主四讲》一书中存在的大量真知灼见，以及该书在中国出版的里程碑意义。让我们响应王绍光的号召—“以开放的心态来探索实现民主的新途径”。

最后主讲人就“限定民主”发表自己的看法。

 

 

本期编辑：王晋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