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主讲人：周子程

    主题：基于本书前四章对作者阐述的中心论点作逻辑上的梳理分析

    本书中心论点：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形成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进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为国家所驯服。在西汉时期，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层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儒法国家形成：特殊类型战争驱动型理性化的后果

    西周在经历长时间的发展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分封制，面临血缘的纽带作用日益弱化的困境，导致封建制度的弊端不断凸显，使诸侯国之间摩擦冲突升级为战争。在东周，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周天子权力不断式微，东周社会较西周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在分析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发展中，作者认为只有战争才是主要的动力因素。这里讲的战争是一种在较为固定的对手之间反复发生的局部性战争，对于工具理性文化的发端以及累积性的社会变迁有着特殊的促进作用。一方面，这种独特的战争驱动型冲突/竞争催生了效率导向型行为的快速发展，并很快累积成宏观水平上的社会演变。另一方面，战争促使社会权力结构调整和变化，不同的权力结构模式将会给战争驱动型社会变迁带来不同的结果。

    战争驱动型理性化将迫使参战各方在反复发生的非毁灭性战争采取富有效率的行动以赢得战争。作者采纳了曼对社会权力的四种来源——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作者把曼的四种权力的来源看作是结构性条件，它们直接被上述冲突或竞争所塑造，同时又反过来塑造这种冲突或竞争结构的性质、发展过程及其结果。

    具体来说就是，东周战争促使参战诸侯国在一种理性化文化的指导下，为赢得胜利，不断进行改革（主要以法家指导的改革为代表），战争要求政治具有集权性，能够调动各方面力量，为一个目的全力发力。导致的后果就是战争驱动了一种国家集权化的进程，在集权化中且战争力也被国家所驯服，形成得中央集权科层制政治形态，促进了行政效率，加强国家统治力，这为秦朝一统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战争驱动的积极后果，奠定了儒法国家的中央集权基础。

    秦朝灭亡后，西汉后来的统治者总结借鉴秦朝的经验教训，放弃秦朝建立在暴力统治基础上的认同和服从，继承了秦朝中央集权科层制高效统治的政治形式，确立了以帝国儒学思想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和合法性基础，同时运用法家手段对国家进行实质性管理的国家模式。

    儒法国家的存续

    战争驱动型冲突及其导致的后果的确是对儒法国家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在儒法国家这种政治形态形成之后，塑造以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却是政治权力与以儒家和法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特殊耦合关系。

    中国在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至整个西汉时期，逐步形成了一个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

    意识形态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合一：大大增强了帝制中国政体的稳定性，帝国秩序得以绵延两千多年；使军事将领在国家与儒士的政治格局中丧失合法性位置；不仅为国家的合法性提供了基础，而且是所有中国人日常生活和社会关系的一套伦理规范，对宗教共存的状态抱有宽容的态度；导致了经济权力的边缘化，对市场经济造成很大破坏。

    最后主讲人就“战争驱动如何推动儒法国家的诞生”问题发表看法。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主讲人：王红卓

 

    视角：

    西周—春秋—战国—秦朝—西汉—西汉以后

    封建体系→战争驱动型→法家改革→儒法国家→中国历史模式

    冲突 | 竞争    严酷统治逐渐形成    工具理性文化

    本书有三大亮点

    第一、检讨历史研究方法论。

    第二、为春秋战国的历史进行分期。

    第三、用大历史观分析中国政治史。

    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从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级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东周史的三阶段分期说 

    霸主期 (前70年一前546年)

    转型期 (前546年—前419年)

    全民战争期 (前419年一前21年) 。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标志着周王室势力衰颓和诸侯国力量的上升。这期间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 它们之间的战争主要是掠夺经济资源，建立大国霸权，霸主期延续了西周王朝的封建制。公元前546年，晋楚弭兵大会，大国争霸时期结束。转型期是一个衰亡与新生并存的时期，在封建制度瓦解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国家形式—科层制国家。科层制国家用刚刚获得强大的组织能力进行改革，发动更有效率的战争。全民战争期开端于魏国的法家改革，公元前419年，魏国的改革已初见成效。这一年， 魏国发动了对秦国的战争，全民战争时期开始。全民战争性质发生变化，领土扩张成为战争的首要目标。而且，战争持续时间更长、投人物质资源更多，一个国家中很多的成年男性人口卷人了进来，如果战争失败，失败的一方很难恢复元气。各国为了赢得战争纷纷进行改革，法家改革浪潮蔚为大观。商鞅变法后，秦国实力大增，最终群雄角逐中，一统天下。

    最后主讲人就“战争驱动如何推动儒法国家的诞生”问题进行解答。

 

 

《社会与政治运动理论:框架与反思》

主讲人:郭竹馨

 

    关键词：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革命的定义

    依据的三个维度：组织化程度、制度化程度、改变现状的诉求程度来定义。

    革命的组织化程度很高，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也很高，而且在体制外；

    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很低，但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不高；

    社会运动要求改变现状的诉求不如革命高，组织化程度比革命要低，但比集体行动要高，制度化程度则分化很大，有的社会运动完全在体制之外。

    中国的现实情况：革命还有可能，集体行动很多，社会运动还没有制度化。所以关键问题是：不是不让集体行动和社会运动出现，而是如何将其制度化。

    研究方法:基于解释传统进行讨论

    作者观点:影响和决定社会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宏观结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因素：变迁、结构、话语。

    第一，变迁就是种种社会变化。追溯到涂尔干“制度化”这一核心概念。如果很多社会变化能够制度化，就能避免进入动乱高发区。

    第二，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结构及其行为方式；二是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行动者的结构性行为。

    社会结构有三个视角:

   （1）公民社会的结构：

    1.公民社会为社会内部成员的讨论，为中层组织之间以及中层组织与国家之间的对话提供了平台，有利于缓解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不会因为冲动而轻易加入某个大众运动。

    2.公民社会还能促进认同感和利益多元化。

    3.可以防止政治精英的决策直接为大众压力所左右，从而防止民粹主义的诞生，使程序政治变得可能，同时可以保护民众免受政治精英的操纵和控制。

   （2）阶级结构（摩尔）

   （3）政治结构

    国家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作用。（迈克丹尼尔《寡头整体、现代化及俄国和伊朗的革命》）

    第三，话语包括社会运动的意识形态、口号或语言策略——文化

    文化是如何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为？

    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是怎样被动员起来的？（空间机制、网络机制、空间网络机制）

    如何看待新闻、公共舆论和社会运动的关系？

 

《政府能力和万历年间的民变发展》

主讲人：张婧晔

 

    问题意识：万历年间苏州和武昌地区均发生了抗税民变，但是苏州民变历时仅为五日而武昌民变却前后拖了两年才得以根本解决。为什么两地民变有着如此不同的发展？

    文章结构

   （一）理论基础：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二）分析路径：

    第一步：作者通过梳理有关学者对“万历年间苏州和湖广地区的民变”问题的分析（1.国内有些学者曾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阶级斗争对万历年间苏州和湖广地区的民变作出过分析：万历时期各地反对矿监税使的民变和兵变是“资本主义萌芽”期的“许多阶级和阶层的联合行动”，而它们的失败则在于民变“反映了当时工商业者以及手工工人、小商贩在政治上的幼稚”，从而没有“从社会制度的高度上提出变革要求”；2.王国斌认为当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开始渗透到地方社区进行征税的时候，中国的地方社会却因为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而出现了不同的权力集团，并开始挑战国家征税的权力，也就是说万历年间的民变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权威的下降。）

    第二步：本文以国家及国家社会关系作为根本理论视角，通过分析与比较万历年间苏州和武昌两地民变，对古代中国社会集体行动的合理性作出一个简要的回答。

    第三步：详细叙述并分析苏州和武昌地区的民变特点

  第四步：总结：1.苏州民变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解决，关键在于税使进驻后地方政府仍保留了处理当地事务的自主性,这使民变能够在地方科层的主导下得到处理。2.湖广当局的自主性和政府能力的缺失是导致民变失控的最大原因。

    文章结论

    万历跨越地方科层及精英集团，以太监为税使直接在地方扩大税源，使得明朝政权在税收问题上几乎成了一个寡头国家，这是民变频发的根本原因。但是虽然明政权在税收问题上性质的转变是民变发生的主因，导致两地民变不同发展的则是在税使进驻后两地地方科层仍享有的自主性程度及处理民变时所具有的理性决策能力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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