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与普法协会的成本

参与普法协会所付出的会计成本并不多，主要是电话费，书籍资料等成本都由项目组代他们解决了。我们更需要考虑的是参与普法协会的机会成本，会员所付出的主要是时间，我们用时间的机成本来衡量时间的价值。此外还有协调会员、村委会所花的谈判成本。
用于普法协会的时间CO，对村民来说主要有两个用途:1、工作，设效用为C；.2、闲暇，效用为C'，设C>C'。

就工作而言，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情况，对子女已经工作且人较高的人来说，由于年龄较大，他们工作的货币收人少，而且由于他们所得的货币资金对于家庭的边际效用小，因此对他们而言闲暇的边际效用大于工作的边际效用；而对年富力强的人或家庭较贫困的人来说由于家庭的货币资金少，他们工作所得货币的边际效用大，而且他们单位时间的产出多，因此他们选择工作。

因此只有当对于选择工作的人，参与普法协会的收益大于C，对于选择闲暇的人，参与普法协会的收益大于C'，他们才可能参与普法协会。

另一个成本是合作成本，首先是会员之间的协商成本，设为CH1，如果都选择工作(如农忙时)由于每个人都有一个较大的C，协会开展活动的可能性极小；只有当大部分会员都选择闲暇，同时人们对协会活动的评价高于对闲暇的评价时，会员间的合作成本才不会高到阻碍合作的成功。由于会员较多，活动的开展需要大部分人达成一致，这一合作的谈判成本就比较大。其次是协会与村委会间的合作成本，如获得村委会场地的使用权，设为CH2，虽然该合作参与方较少，但难度大，故成本也比较高。

（二）参与普法协会活动的收益

参与普法协会活动的的收益不仅包括每次活动中实际知识的增长，学法后处理纠纷所带来的收益，还包括对未来收益预期的期望值，如推进村庄民主，未来维护自身权益所得收益等。

设由于知识的增长引起的心理的满足所带来的收益为P1；学法后解决公共纠纷(或他人纠纷)而获得的收益为P2，由于P2是一种预期，是不确定的，P2应当是一个期望值，设事件发生的概率为q，解决该事件的概率为r解决后的收益为P0，则P2=P0qr；另一收益是解决自生纠纷所得收益，由于小纠纷一般不用法律，因此这里的纠纷指的是较大的，与此类似设P2=P0'q'r'。

由于村民对知识的偏好稳定，因此P1是一个确定值，消除疑惑对村民来说效用并不明显，因此P1是比较小的。

P2的收益是看得见的，也有发生过。当地村民王玉芳家的树被村委会砍，多次索赔未果，经普法协会协调两方各有让步最终达成和解，王得到200元补尝；李文勇的邻居家儿子定婚后，女方毁约，男方想要回彩礼，但习惯上又没这种规定，在李的指导下，用法律说动了对方，归还了大部分彩礼。然而在这些事件中，协会会员的物质收益很少，更多的是社会资本的增长，如村民对他们的信赖、感激等。这中间还有一些不成功的，他们甚至被认为是多管闲事。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收益则是负值。在公共事务上，村民的整体收益是相当大的，而会员的收益只是整体收益中的很小一部分，他们的成果不能内化为他们自身的收益。由此看来对会员来说P0不大，虽然q还是比较大的，但由于成功的概率r也不大，因此总的来说P2不会是一个能激起人的热情的收益。
个人较大纠纷发生的概率虽然较小，但由于其收益邢是相当大的，比如北后于一青年，小时候在镇电厂玩耍时由于电厂保护措施不健全而触电，导致截去一条胳膊，但家长不懂法，并未要求赔偿，而邻村近年的一个类似事件，赔偿金高达十万。所以如果成功的概率较大P3将相当可观，而且从普法协会会员来看，他们不少都经历过较大的个人纠纷，有这种感受。所以q相对较大，可惜中国现行法制的不完善使人们对合理解决纠纷的预期很低。

由以上分析可知纯收益P=P1+P2+P3-C1-CH=P1+P2+P3-C1=-CH1-CH2

只有当P大于0时村民才有足够的动力学法，而上述分析告诉我们要想达到这一状况并不容易。

二、农民在普法协会的组织工作中的博弈分析

其实农闲时如果有人组织，协会的活动是可以有效开展的，但问题主要是缺乏一个积极的组织者，为什么没人愿意组织呢？

我认为对普法协会来说，组织工作是一种公共品，人们只想从中得到收益而不愿付出成本，可以用搏弈来分析这个问题：

以二人博弈为例，时间取农闲时，这时参与普法协会的纯收益为7，由于组织者要组积会员还要协调村委会，但没有奖励，也得不到村民的普遍承认，所以认为组织者的纯收益接近O，在这个博弈中每一方的最优策略都是参与，造成的结果就是没人组织协会，以致“动不了”。

三、结论

总的来说，由于当地收人水平低，货币对人们的边际效用还很高，因此参与普法协会的成本是不可忽视的。而学习法律的收益持别是内化到个人的收益是相当有限的。因此办想办法减少会员学法的成本，增大他们学习法律的收益，才是使普法协会正常运转的有效途径。
我们常常对农民的行为感到不理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农民行动的逻辑，我们不能以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农民。我们应该调整以往从社会学政治学角度来考查农民的模式，适当注意他们的经济性，从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出发，引导他们的行为。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渝可平.治理与善治阅.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