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回民众：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本土化实践

文章来源：《政治学研究》2026年第2期。

作者简介：马华，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山西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志鑫，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新时代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亟须超越传统 “去西方化” 的批判性叙事，转向一场更为深层的本土化实践。其核心在于 “找回民众”，让民众成为知识的共建者，以回答 “知识由谁生产、如何生产、又为谁生产” 的主体性问题。长期以来，政治学知识主要依靠精英自上而下主导建构，民众多被简单地视为 “观察对象” 或 “经验样本”。这种单向度、封闭式的知识生产模式，不仅削弱了理论成果对复杂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与回应度，也影响了知识体系本身的公信力与合法性。近年来，学界已开始尝试从历史脉络、田野深处、数字空间等场域中找回 “失语的民众”，并证实了民众能够通过经验叙事、假设纠偏与数据交互等方式参与到知识生产的多个环节。面向未来，中国政治学研究应立足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有机统一，推动形成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以实践为导向、以田野为根基的系统化进路，为实现真正的知识自主提供新的方向指引。

关键词：找回民众；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民众参与；本土化

图为马华教授

在当前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与知识体系激烈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学界正面临着推动知识生产从 “他者命名” 走向 “自我建构” 的历史机遇和时代挑战。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推进，日益丰富的社会实践和治理经验为构建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提供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西方理论范式、方法体系与学术评价标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仍对本土知识生产构成深层制约。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中国之治” 虽卓有成效，但 “如何解释中国” 的理论表达却常常陷于无声或失语的尴尬境地。在这一结构性矛盾下，亟须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自觉与话语自信。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还明确提出哲学社会工作者要 “自觉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为学术己任”，凸显了国家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高度重视与战略期待。

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学作为一门高度依赖具体语境的学科，其知识生产与国家制度逻辑和社会治理实践密切相关，也因此处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的前沿阵地。近年来，中国政治学者不断强调理论自主性与本土化路径，力图打破全球知识生产过程中的结构性不平等。然而，在对抗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知识生产内部的另一种不平等关系却常常被忽视，即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的主客二元分立。长期以来，政治学知识生产主要集中于高校和科研院所，由专家、学者自上而下主导建构，普通民众被简单地视为 “观察对象” 或 “经验样本”，而非知识的共建者。这种 “精英中心化” 的范式取向，一方面源于普遍意义上因专业分工导致的精英与大众的逐渐疏离；另一方面是因为后发国家知识精英长期依附于西方知识体系而产生的本土立场迷失，他们常常不自觉地陷入西方理论范式的再生产，从而使得民众进一步被边缘化。倘若继续忽视这一内在张力，那么所谓 “自主” 的知识建构很可能流于形式。鉴于此，本文呼吁打破西方精英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找回历史与社会实践中的广大民众，并通过阐明民众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价值必要性与现实可行性，进一步探索精英与民众之间协商共建知识的制度化路径，以推动中国政治学向更加民主、开放与包容的方向发展，使其真正成为回应时代关切、服务人民福祉的 “中国之学”。

一、“谁的知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反思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自先秦以来，诸多政治思想家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典籍书册，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与智慧。但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际上是近代中国从西方引进的舶来品，它始于清末民初传统帝制瓦解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交锋，起初主要是一种 “救亡图存” 的知识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在 20 世纪 50 年代，政治学的独立学科身份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等学科现在需要赶快补课的号召下，政治学得到恢复。通过 “取经” 和 “效仿” 等方式汲取外来知识，成为快速弥补国内政治学研究在概念供给、方法运用与理论建构等方面的欠缺的重要方法。这些努力虽在政治学恢复与重建初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但也无形中埋下了学术依附的结构性隐患。因为这种知识生产方式本质上是 “以西为纲，以中为证”，强调从西方既有理论出发观照中国经验，将中国经验作为解释西方理论的 “注脚”，其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大量复杂政治实践，往往被削足适履地套入既有西方理论范式之中，并未转化为生成本土理论的经验工具，从而削弱了中国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主体性。

为摆脱这种被西方发达国家 “他者化” 研究的 “客体” 地位，中国政治学界开展了多维度的探索与尝试，从理论建构、方法反思到学术范式的转型升级，积累起了一批原创性的知识成果。就知识生产方式而言，目前主要呈现出三种较为典型的路径取向：其一，以本土实践推进理论创新。这一路径强调从中国政治现实出发，在具体的制度运作和社会治理情境中发现问题，并以此为基础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与理论命题，推动知识生产从 “经验叙述” 走向 “理论建构”。目前已形成了诸如 “压力型体制”“运动式治理”“政治势能” 等许多富有理论穿透性的政治学概念。其二，以历史对话回应现实关切。这一路径尝试从中华文明几千多年来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汲取营养，通过历史与现实的贯通，解释中国政治的连续性特征与合法性逻辑，从而形成区别于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如赵汀阳的 “天下体系”、林尚立的 “大一统” 理念、王绍光的 “政道思维”，皆是将历史资源创造性转化为回应当代治理挑战的理论工具。其三，以文明互鉴推动范式转换，主张在坚持本土立场的同时吸收借鉴西方有益经验，通过学科对话、方法融合与跨文化解释，对现有西方理论范式进行补充、修正乃至超越，以提升中国政治学的国际认同度和对话能力，例如 “使命型政党”“全面政治发展观” 等理论成果，均体现了对既有范式的检视与反思。

总体来看，上述三条路径虽各有侧重，但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在实践中相互嵌套、互为支撑，共同推动着中国政治学从碎片化知识积累转向体系化理论建构。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们普遍认识到，要摆脱对西方理论范式的路径依赖，努力提炼本土化的经验原理与概念范畴，对于中国政治学 “生产什么样的知识” 已初步形成共识。然而，随着这场 “知识转型” 的深入推进，有关 “知识由谁生产、如何生产、又为谁生产” 的主体性问题日益凸显。但目前学界对此还缺乏清晰认识与深入反思，知识生产往往被默认为学术共同体的内部责任，研究重心也多聚焦于回应西方话语体系的挑战。这种 “自上而下” 的封闭式知识生产模式，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其所依托的权力关系与社会结构，使得民众及其实践智慧难以有效进入理论视野，进而削弱了知识体系自身的公信力与合法性。因此，当前中国政治学亟须转向一场更为深刻的本土化实践，即 “找回民众”，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知识的共建者。这不仅能够拓展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深度与广度，也为当前学界 “去西方化” 的努力注入了更系统、更彻底的内生动力。当知识生产真正植根于亿万民众的政治实践与深层关切时，那些悬浮的、空洞的西方理论自然会被时代所抛弃，从而在根本上实现知识的自立自主以及民族的自信自强。

二、何以必要：民众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价值意蕴

在新时代的语境下，追问 “民众是否应当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既有方法论上的实践意义，也具有范式层面的反思价值。当前，随着国家治理重心不断下移、社会认知趋向多元化，普通民众在政策感知、制度反馈与风险判断中的主体性作用日益凸显。因此，将民众纳入政治学知识生产框架，不仅有助于拓宽学术视野、增强理论韧性，为政治学知识提供情境性、“在地化” 的经验补充，同时能够提升知识体系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从而实现真正的知识自主。

（一）回应知识不确定性的现实需要

在不确定性中寻找确定性，是人类进行知识生产的原初动力，也是人类文明生成的内在逻辑。早在原始社会，面对未知、混沌的生存挑战，人类便依靠对自然现象的观察，逐渐形成了关于季节更替、动植物习性、织物制造等经验性知识，它们直接服务于人类的狩猎、采集、避难等日常生产和生活。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类关注的问题不再局限于自然世界，逐渐转向社会层面，开始思考个人与自我、他人及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由此引申出关于道德准则、公共秩序等问题的讨论。进入轴心时代，人类迎来了知识生产的第一次大爆发，中国的儒道思想、希腊的哲学传统、印度的宗教文化都在这一阶段相继形成。与此同时，伴随着多种国家形态的出现，围绕权力运作的政治学知识得以发展。其中古希腊哲人尝试通过思考与逻辑推演，探索政治共同体的理想形态；中国的诸子百家则围绕宗法政治与伦理秩序展开论述，在现实中找寻治国安邦之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政治学知识生产普遍建立在与民众的互动之上。无论是古希腊将广场辩论视为知识生成的重要方式，还是中国士人 “为民请命”“以礼化俗” 的责任担当，均反映出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存在一种基于相互认同的隐性契约。这种互动关系不仅能够增强知识生产的公共性，也为回应社会不确定性提供了重要支撑。

进入近代社会，随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相继展开，西方社会的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科学方法逐渐取代传统的自然哲学和宗教神学，成为知识确定性的核心来源。由此，科学知识被赋予高于其他知识形态的地位，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奉为圭臬。而此前那些基于经验所形成的认识，只是非本真意义上的知识，并非无可置疑的真理，对于这些认识需要以理性方法加以检验并修正。在这种知识立场下，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其知识生产均被视为科学家在自主、理性的 “实验室” 内进行的活动，强调客观性与价值中立性，普通民众作为 “门外汉” 自然被排除在外。在中国，晚清以来的现代化进程同样深受西方民主与科学思想的影响，民众的一些实践智慧及其地方性知识逐渐被贴上了 “封建” 和 “落后” 的标签。直到 20 世纪中叶，随着科学知识向社会领域的渗透加深，其本身的局限性开始凸显。学者们开始反思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逐渐发现科学并不能单方面塑造社会，社会对于科学同样具有反向建构的力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复杂社会中，科学知识的生产往往具有情境依赖性，受到观念、利益、权力等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是科学共同体内部以及科学共同体和外界之间共同磋商、相互竞争的结果。

政治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知识生产在追求一般性和普遍性的同时，具有比自然科学更为显著的实践特征。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其理论创造实际上都是为了满足 “当时” 和 “当地” 的实践需要，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进入现代社会后，政治议题日益呈现跨领域、多主体、动态化的趋势，传统的专家主导型知识生产模式已难以应对复杂的政治现实，在解释力和回应能力方面逐渐变得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矛盾交织的基层社会场域中，面对诸如征地拆迁、土地流转、信访化解等议题，知识生产兼具结构性张力与过程复杂性，而且还面临着知识不确定性引发的潜在风险。为此，迫切需要在知识生产过程中 “扩大共同体”，将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普通民众纳入同一协商体系中，进而引入 “外行知识”，比如民众情境化、“在地化” 的知识，以有效弥补精英群体的认知盲区，使得知识体系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这种多元共建的生产方式不仅是 “知识民主” 的体现，更是政治学在应对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时保持解释力的必然选择。

（二）重建知识公信力的社会基础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换言之，也就是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与信任。在知识较为匮乏的时代，儒释道思想、宗教神学等形而上的知识体系，分别统摄着中西方社会的文明进程，民众普遍缺乏足够的信息和能力去判断这些知识的真伪与价值，此时信或不信往往都带有盲目色彩。直到近代社会，科学革命的爆发不仅深刻改变了人类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方式，同时极大提升了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在巨大成就的光环下，科学知识被赋予近乎神圣的权威地位，成为民众 “顶礼膜拜” 的对象；其公信力在当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不是需要审视与讨论的问题。然而这种不加反思的信任，也为后来科学与社会的紧张对立埋下伏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科学知识生产和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大，技术外溢与治理失灵所带来的风险相互叠加，产生了诸如疯牛病危机、转基因争议、切尔诺贝利核泄漏等众多公共性事件，导致民众关于 “科学必然造福人类” 的信念开始动摇；加之知识生产的功利化与商业化色彩愈益浓厚，科学共同体内部贪污腐败、数据造假、论文剽窃等学术不端行为频发，科学知识的权威性与公信力进一步降低。

面对 “公众为何不再信任科学知识” 的疑惑与忧心，起初知识精英们试图通过向民众普及科学知识来恢复民众的信任。但这一行动并未达到预期效果，甚至随着民众科学素养和知识水平的提升，他们对科学知识的信任度反而进一步下降。事实上，这种不信任不仅仅是民众 “误解” 导致的，更反映了知识生产工作本身的不足与缺陷，其核心是一种专家信任危机，即公众对知识生产过程中专家的独断性以及专家未能应对科学不确定性的不满。例如，国内一些地方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生态移民搬迁、人居环境整治等公共决策时，政策咨询与评估高度集中于少数智库与专家手中，过度依赖抽象模型与宏观指标，缺少对受众群体风险感知和价值判断的吸纳。这种 “关门式” 的知识生产模式，极易引发民众对专家决策判断的不信任，甚至可能迫使民众选择非常规的渠道来进行利益表达，诸如集体上访、网络曝光、暴力维权，等等。要想缓解这一危机，重建科学知识的公信力，迫切需要知识共同体进行自我反思，把民众从被动的 “接受者” 转为平等的 “共建者”，正视民众在知识生产过程中的能动性及其所持有的地方性知识的价值。

与此同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数字技术为知识的多元化建构与去中心化传播提供了可能。普通大众不仅可以更便捷地获取知识和信息，还能通过网络媒介表达观点、参与讨论，甚至在某些政治议题中直接推动知识生产。当民众与专家的意见出现分歧时，民众不再像以往那样无条件信任专家，而是倾向于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质疑专家的权威，部分民众的情绪甚至带有明显的对抗性。尤其是在经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后，很多民众对带有专家标签的信息持反对态度，对专家的专业能力、知识水平和言论可靠性表示怀疑，有些人甚至嘲讽专家为 “砖家”，称教授为 “叫兽”。这揭示出知识权威与民众认知之间的裂痕日益扩大，专家的公信力正在遭遇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将民众纳入政治学知识生产体系，不仅有助于弥补传统专家主导模式的不足，发现原有研究中的盲点与偏误；还可以通过平等的对话、透明的信息共享和开放的协商机制，增强民众对研究过程的理解与认同，在互动中重建政治学知识的公信力基础。由此建立的信任关系，不再依赖对权威的盲目服从，而是基于专家与民众之间的共同信任、相互理解与价值共鸣所形成的一种社会契约，能够为双方的互信提供长久且稳固的支撑。

（三）保障知识合法性的民主实践

知识合法性是知识生产的核心议题，不仅决定知识能否被社会认可与采纳，同时构成知识正当性与解释力的前提。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合法性就像一道 “准入门槛”，影响着研究议题的选择、方法的运用甚至话语权的分配。在前现代社会，知识的合法性高度依附于宗教权力与君主意志，知识权威往往由神职阶层或帝王集团通过教义诠释、意识灌输、政治强制等方式垄断，以维护统治秩序与社会等级结构，而民众经验多以习俗而非知识之名存在。启蒙运动以后，随着理性主义与科学范式的兴起，科学标准逐渐成为知识合法性的基础，并推动现代学术共同体形成。经验性认识要想上升为 “合法知识”，必须通过严格的逻辑推演与重复验证，同时需要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广泛认可与支持。然而，这种程序性的合法化机制在确立知识权威的同时，知识生产权力越来越多地掌握在专家手中，民众的日常经验与地方性知识仍被视为 “非科学” 而被排除在外。这背后的逻辑在于：知识精英拥有远超过普通民众的知识水平，能够对存有分歧的意见进行裁决，并将结果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权威意见，扮演的是齐格蒙特・鲍曼所隐喻的一种 “立法者” 的角色。在此过程中，“知识的功用与精英和权威在知识运作上的合谋人为地建构了精英和权威之垄断地位的合法性”，从而加剧了群体间知识获取与话语权分配上的不平等。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看出知识本身并不是完全客观中立的，其生产、分配与使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因素的影响。因此，知识的合法性问题不仅涉及真理标准如何确立，也反映了特定社会结构中权力如何运作与再生产。当知识的合法性与权力高度捆绑时，相关知识形态就容易呈现封闭性，排斥甚至压制异质的声音，进而强化某一特定群体的话语优势。相比之下，更为开放和透明的合法化机制，通过引入多元主体参与并强调程序正义，有助于缓解知识生产中的排他倾向，增强其公共属性。就政治学而言，其知识生产天然地嵌入权力关系之中。从议题的设置、方法的运用，到理论框架的构建及研究成果的呈现，政治学研究的每一个环节都隐含着不同程度的制度安排与价值判断。如果研究者长期忽略社会中其他主体的认知能力和实践经验，很容易导致知识体系自身合法性的断裂。尤其是在当前社会认知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政治学知识生产若仍固守精英主义视角，拘泥于学术共同体内部的理论循环与方法自足，不仅会压制社会底层与边缘群体的声音，也会导致政治学知识丧失作为社会批判与变革工具的功能。长此以往，政治学知识将难以提供有力的制度分析与公共解释，其合法性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动摇。

数字时代的到来显著降低了知识生产的准入门槛，普通民众借助网络平台正前所未有地参与到知识实践中，加速重构了知识生产的权力结构，传统知识精英作为 “立法者” 的单向权威逐渐削弱。民众不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专家论断，而是日益倾向于从其 “生活世界” 的切身体验出发，去审视、诘问乃至重构既有的知识框架。尤其在涉及切身利益与集体命运的公共事务领域，源自民众日常实践的 “情境知识”，往往蕴含着官方话语或宏观数据所无法捕捉的细节。尽管此类知识在形态上常表现为非理论的、碎片化的状态，且缺乏严密的逻辑表述，但这并不构成剥夺民众参与知识生产与公共决策权利的正当理由。依据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知识绝不可能脱离负载它的身体，它要得到再现，就只有借助一种用来展示知识的体操，即实践摹仿”。因此，政治学知识的合法性维系，本质上是一个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不断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民众参与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现实经验的补充，更是对知识权威结构的一种再平衡，是确保政治学知识能够持续回应时代议题、保障知识合法性的必要条件。

三、何以可能：民众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多维实践

如果说 “何以必要” 回应的是民众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理论基础与价值逻辑，那么 “何以可能” 则指向其现实可行性与操作路径。近年来，在 “知识转型” 的时代背景下，国内政治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重点及热点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并逐渐形成了以历史政治学、田野政治学等为代表的特色鲜明的本土化实践道路。在此过程中，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政治学知识生产并非抽象的思想结晶，而是嵌入历史情境、权力结构与关系网络中的实践产物，是研究者与民众在特定场域中互动协商的结果。民众能够通过经验叙事、假设纠偏与数据交互等方式嵌入知识生产的多个环节，从而迫使研究者在实践中不断检验、修正乃至重构理论，以实现知识的创新与再生产。

（一）追溯历史：发掘 “隐匿的民众”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轴心文明遗产并保持连续性的文明体，其悠久、独特的历史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但长期以来，受西方现代性叙事与传统精英史观的影响，中国历史在政治学研究中往往被简化为王朝更替或精英权谋的舞台，普通民众在相关研究中长期处于 “隐匿” 状态。近年来，随着历史政治学的兴起以及田野政治学的历史转向，“向历史要答案” 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实践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部分研究者开始将政治学分析带入具体历史情景，在关注国家构建、制度演进等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逐步将视角转向历史中的普通民众，并考察其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生存策略与实践行为。

首先，在史料挖掘与知识来源方面，面对汗牛充栋、纷繁复杂的历史资料，大多数政治学者主要依赖古今历史学家整理、编撰的官方正史或典章制度。而历史学家在择取资料、解释举证、分析论述等方面会受到个人偏好、价值立场以及知识领域的影响，从而一定程度上塑造着政治学者对历史的认知。不过这并不能简单归因于知识精英对历史书写的垄断。就古代社会而言，普通民众往往无法自我言说，能够留存下的文字记录也相对有限，他们更倾向于 “从生活逻辑和日常感受出发解释政治、想象政治、旁观政治、笑谈政治”。相较之下，对于晚清以来普通民众的政治实践及其看法的挖掘，则具有潜在的学术拓展价值。基于这一认识，2015 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启动了 “深度中国调查”，其中的口述史调查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大历史下 “小人物” 的讲述，记录 20 世纪上半期以来农村的变化及其对农民个人命运的影响，使人们可以 “更加充分地了解历史的真实和细节”。这一研究取向某种程度上赋予了民众书写历史的权利，并隐含着研究者对民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肯定。与此同时，笔者及团队在华南宗族地区开展长期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有意识地搜集并整理了族谱、地契、碑刻以及神话传说等大量 “民间文献”，并结合长时段的历史视角，深入剖析了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形态的历史底色和社会结构。

其次，在理论解释与概念建构上，人民群众的历史实践为理解中国政治的独特性提供了重要线索。与侧重于研究宏大制度变迁的历史社会学不同，历史政治学具有本体论属性，是研究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三位一体的学问，因此能够延伸至中观乃至微观层面的分析。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分析视角转向历史进程中的普通民众，逐渐形成了一种立足本土历史经验的解释框架。以徐勇教授团队的研究为例，他们在系统梳理历史资料并结合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指出中国人在长期历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特有的血缘理性，并据此提出了 “祖赋人权” 的本体原则，认为是祖先赋予了同一血缘关系的人的存在与行为以合理性和依据。这一发现，连同 “家户主义”“韧性小农” 等概念的提出，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传统乡村社会特质的认识。与此同时，当民众及其日常实践被纳入历史分析后，一些更为宏大的政治概念也获得了新的诠释空间。以 “大一统” 概念为例，若仅从中央集权的角度加以理解，便很容易陷入 “东方专制主义” 的刻板印象；但如果从家庭结构及其延展形态出发进行考察，便会发现 “大一统” 不仅是统治者意志的体现，更是一种被民众普遍接受并践行的 “公家秩序”。这些研究表明，中国政治体系的韧性及其超大规模治理能力，并非单纯源自精英的顶层设计，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广大民众的生存理性、实践智慧与国家权力反复博弈、调适而成。

（二）深耕田野：对话 “在地的民众”

当目光从历史转向现实，广袤的田野构成了民众参与知识生产最直接、最鲜活的场域。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政治学在研究方法上仍主要依赖规范性分析与制度性阐释，几乎从未 “下乡” 开展调查研究，属于一门居 “庙堂之高” 的学问。改革开放后，大量新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现象不断涌现，很多问题不仅难以在西方理论范式中获得合理解释，甚至追溯中国历史也难以找到经验答案。在此背景下，一批学者开始走出书斋、深入田野，以探求 “实践的逻辑”，从而提炼出经验性知识并进一步上升到概念与理论体系的建构。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与民众之间逐渐建立起了一种基于 “主体间性” 的对话关系，为民众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开辟了可行的实践路径。

第一条路径是田野政治学对乡村社会治理实践的深耕。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张厚安、徐勇等为代表的学者，率先从 “村民自治” 问题入手，推动了政治学研究从 “殿堂” 到 “田野” 的视角转化。他们不再执着于宏大的国家叙事，而是将农民、家户与村庄视为观察中国政治变迁的重要窗口，强调通过田野调查捕捉制度运行与社会肌理之间的互动。在长期与民众 “同吃、同住、同劳动” 的田野实践中，田野政治学者逐渐发现，田野调查并非如科学实验那般由调查者一方掌握绝对控制权，而是嵌入特定社会场域中的调查者与访谈人彼此面对、真切交流的一种具身性实践。在此过程中，“不仅访谈对象的身体被置于学者的学术凝视之下，田野工作者的身体也处于当地人好奇、困惑甚或仇恨的凝视之下”。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者与民众之间所建立的是一种相对平等的互动关系，民众 “不再是常规研究中‘冷冰冰’的客体，不再是‘生硬刻板’的‘信息收发员’，而同时也是研究的主体，也具有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这种持续且深入的田野互动基础上，田野政治学者通过知识再动员和逻辑再建构，提炼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本土概念，如 “家户制”“农民理性”“关系叠加” 和 “国家化” 等，这些概念 “从具体的人到家户，经由村庄，再到国家分层逐级提升”，已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性的概念家族。

第二条路径是经验实证主义对地方政府运行逻辑的探索。2006 年后，随着大批在欧美接受过系统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学者回国，以及数届 “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 的举办，中国政治学在方法论层面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及计量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逐渐受到重视。研究者们纷纷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学从书本到书本、由制度条文到制度解释的循环论证，强调用经验事实来检验、发展和修正理论，其中有关地方政府运作的研究是重要领域之一。通过深入地方政府运行的 “黑箱”，关注 “行动中的政府” 和 “在地的官员”，一些学者发现并总结出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现象，比如文件政治、群众路线、联席会议、牵头体制等。在对这些经验现象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学界进一步提出了 “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运动式治理” 等具有解释力的标识性概念，构成了一幅不同于西方科层制理论的知识图景。这些概念的形成同样隐含着广义上的民众参与。因为无论是深入乡村对话农民群众，还是走进机关访谈基层官员，本质上均是将田野中的 “在地行动者” 视为知识生产的能动主体。以 “压力型体制” 为例，这一概念并非学者凭空创造，而是源于地方鲜活的治理实践，由荣敬本、杨雪冬等学者从官员们 “加压驱动”“热锅理论”“一手乌纱帽、一手高指标” 等话语中总结提炼而得出。

（三）透视网络：捕捉 “在线的民众”

进入数智时代，线上空间正逐步成为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场域。在传统物理空间中，受限于时空阻隔与表达渠道，普通民众的声音是分散的、微弱的，甚至是 “沉默” 的。相比之下，网络空间中民众的每一次点击、搜索、留言和投诉都会留下 “数字足迹”，这些足迹不仅仅是抽象的数据标识，同样映射着民众的政治态度、情感倾向与行为选择。近年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以大数据和算法分析为核心的 “计算政治学” 快速兴起，相关研究通过系统性捕捉与分析数字空间中 “在线的民众”，推动了政治学理论与方法范式的创新迭代，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民众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边界。

从数据来源上看，民众主要通过两类数据嵌入政治学知识生产之中。第一类是社交媒体上的公共舆情数据。在微博、抖音和快手等平台上，围绕公共议题的讨论往往呈现持续互动的特征，是一个集意见表达、情绪发酵与认同建构于一体的动态过程。民众能够通过阅读、评论、转发、点赞等多种方式，更加便捷地表达诉求偏好。而研究者通过对这些言论的挖掘与分析，可以透视复杂的社会思潮结构，并追踪特定议题的演化路径。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使得那些在传统渠道中难以发声的 “沉默的大多数” 得以在数据层面被 “听见”。第二类是政务平台上的政民互动记录。以 “领导留言板”、12345 市民服务热线等为代表的线上问政平台，能够有效突破传统问政在时空、媒介上的限制，实现民众与政府之间及时且高效的互动，目前正逐渐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制度化纽带。与此同时，民众在这些平台上的每一次诉求都将留下时间、点位、问题、内容等详细信息，从而形成了海量的数据集合，为政治学知识生产提供了宝贵的资源。这些数据使得研究者在对 “政府回应性”“全过程人民民主” 等政治学议题分析时不再仅停留于规范层面的讨论，而是可以进行更为精细的测量和检验。

尽管当前国内有关计算政治学的研究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相关概念的界定与范式的架构在学界还没有形成统一共识”，但其在理论建构与方法创新方面已展现出一定的潜力，并从多个维度重塑了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随着文本挖掘、网络分析与仿真建模等前沿方法的逐步引入，研究者能够将来源广泛、结构复杂的数据进行系统化的处理分析，并在揭示潜在因果机制和提升预测精度方面展现出重要优势。然而，当通过透视网络空间捕捉 “在线的民众” 时，依旧需要保持审慎的学术自觉与方法反思，正视计算政治学研究中可能存在的 “数据偏差”“算法黑箱” 以及 “技术伦理” 等风险。特别是数字鸿沟可能使老年人、低收入者等弱势群体在数智时代再度 “失语”，从而形成新的 “沉默群体”；算法的非中立性也可能对民众表达的呈现造成某种程度的扭曲。但无论如何，一个清晰的图景已经浮现：随着网络空间中政治互动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正通过数字化的参与实践，进入政治学的研究视野。在这一过程中，民众不再只是被记录和分析的数据对象，而是成为在网络空间中持续参与和表达，并主动塑造研究议题、影响知识建构的能动者。

四、何以作为：迈向知识民主的中国政治学本土化进路

在明确民众参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价值必要性与实践可行性的基础上，一个更为关键和紧迫的问题便是：如何将 “找回民众” 的理念构想和零散探索，系统性地转化为推动中国政治学本土化实践的制度路径？这需要更大范围内的政治学人共同参与，并深入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构建一整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行动框架作为支撑。在此过程中，必须突破传统 “去西方化” 的批判性叙事，转而立足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有机统一，系统回答 “为谁做学问、如何做学问、做什么学问” 等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从而为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奠定坚实的民主根基。

（一）本体论：明确 “以人民为中心” 的研究立场

本体论是关于世界的本原的哲学追问，主要探讨什么是最真实、最根本的存在。但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本体论并不单纯描述事物一般的客观属性，回答事物本身 “是什么” 的问题，更承载着事物 “应如何存在” 的价值性考量。这种 “事实” 与 “价值” 的张力是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内在特征。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其天然地游走于现实与理想之间，既在经验世界中找寻秩序，又在价值批判中追问正义，但二者的最终目标无不是 “追求美好的政治生活，以充分实现人的价值”。这一本体论预设构成了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确立自身身份与边界的逻辑起点，它不仅关涉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设定、方法的选择，更深层地影响着知识生产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然而遗憾的是，当前中国政治学界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对本体论问题普遍存在模糊、回避乃至混淆的现象，未能有效厘清 “为谁做学问” 的根本立场，导致一些自主性的努力再次成为追随西方叙事的附庸。因此，在讨论自主知识建构的路径与方法之前，必须从本体论层面重申研究立场，以 “人民群众” 为知识建构的本体基础，“充分尊重人民群众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分配和使用中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将现实中具体的人及其历史性、实践性存在作为政治分析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

首先，以 “实践中的人” 为分析对象。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科学都是围绕人展开的，政治学亦是如此。尤其在中国语境下，政治学不仅要研究制度层面的结构与变迁，更要深入分析国家、政党与人民的互动关系，特别是人民通过何种途径来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这不仅构成了中国政治学区别于西方政治传统的根本所在，也应成为每一位中国政治学者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担当。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突破将 “人民” 视为抽象整体的思维惯性，转而聚焦于历史与社会实践中具体、鲜活的个人，关注他们的行为逻辑、情感结构与经验叙事，从而构建更具现实解释力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其次，以 “生活中的政治” 为核心场景。传统政治学研究更多是从制度和价值层面出发，试图通过理想建构人的政治生活，这本质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精英主义视角，很容易忽视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多样且复杂的政治实践。因此，政治学知识的本体建构应回归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去认识和把握 “生活中的政治”，关注人们如何参与公共事务、如何应对治理困境、如何表达利益诉求等，“以学术成果纾解人民日常生活中急难愁盼问题，避免知识‘供需脱节’”。

最后，以 “人民的意志” 为价值归依。作为一门治国理政的学问，政治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意志的引导，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国家权力的承认与支持，需要为国家权力的良性运行提供理论支撑。而在我国 “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就要求研究者不仅要站在学术自主发展的立场上进行理性分析，更重要的是以 “人民的意志” 为价值归依，主动回应人民群众的现实关切，在学术伦理上承担回应社会不平等、推动社会正义的责任，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政治生活的向往。

（二）认识论：遵循 “以实践为导向” 的认识路径

认识论探讨知识的来源、结构与生成机制，核心在于主体如何理解世界，它既依托本体论的存在预设，又为方法论提供认知前提，是连接两者的关键纽带。对于政治学而言，认识论主要关涉的是政治知识 “从何而来、如何发展” 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分别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强调从理想出发，以理性为据，注重价值规范的内在逻辑；后者强调从事实出发，以事实为据，注意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 “应然” 与 “实然” 之间的认识论分野，至今仍构成政治学知识生产的基本张力。当前中国正处于 “一个社会不断探索前进、快速发展转型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是实践走在理论的前边”。在此背景下，若仍以西方既有理论为预设框架对中国经验进行解释，不仅难以回应时代命题，而且可能遮蔽本土政治实践的真实逻辑。因此，在以 “人民群众” 为主体的本体论预设下，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认识论应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将 “实践 - 认识 - 再实践 - 再认识” 这一循环往复的认识过程内化为知识生产的核心机制。围绕这一机制，知识生产可划分为四个螺旋式上升的阶段。

第一，问题发现。作为政治学知识生产的起点，研究者首先需要走出 “学术的象牙塔”，投身于社会实践场域之中，倾听民众的真实声音，敏锐捕捉社会运行中潜藏的矛盾与张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现那些被传统理论忽视、误读或未能深入探讨的政治议题，从而提炼出具有本土特质和时代价值的 “真问题”，以满足解释中国复杂且动态的政治实践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面向中国实际的问题意识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一致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价值观的统一。

第二，经验提炼。在发现真问题的基础上，研究者需要对实践中积累的经验材料进行归纳、比较与分析，从中提炼出具有情境适用性和现实解释力的经验性知识。这一过程并非研究者脑中简单的封闭式思维活动，而是多元主体间持续互动协商的结果，核心任务在于处理好知识的 “复述” 和 “转译” 工作，即将民众散落的方言叙事、日常举止与情感流露等，转化为可被学术共同体理解与讨论的符号体系。为此，研究者必须在主客视角、多元情境之间不断切换，尊重知识生产主体的差异性，尽可能多地保留民众的完整政治生活与心理感受。

第三，理论升华。经验提炼虽为知识生产奠定了丰厚的实践根基，但本身仍停留于感性认识层面，需要进一步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理论范畴，形成概念化、理性化的知识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揭示政治现象的本质与发展规律。这一转化过程并非对经验素材的简单拼贴，而是需要将其嵌入国家治理的整体逻辑以及历史纵深和全球视野之中进行系统分析，尝试提出新的理论框架或修正既有理论，从 “中国之治” 中阐发 “中国之理”，而不是用西方理论去 “剪裁” 中国现实。因此，研究者要不断增强理论升华的自觉意识，时刻警惕陷入表层化、碎片化的经验描述陷阱。

第四，实践反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对于政治学知识生产的理论成果而言，其真理性同样不能局限于学术共同体内部，而是需要回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当中，通过实践的 “验真” 或 “证伪” 来加以校准和修正，从而实现知识的再生产。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动态互动，不仅使政治学知识真正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之中，还赋予其指导实践、回应时代需求的生命力。

（三）方法论：构建 “以田野为根基” 的方法体系

方法论是关于 “如何开展研究” 的系统性思考，主要涵盖研究的技术路线、策略选择与工具运用等内容，能够将抽象的认识路径转化为一步步可执行的研究方案。相较于自然科学而言，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不仅仅停留于具体的操作层面，更体现着研究者在本体预设和价值判断中的深层认知，其意义往往超越方法本身，呈现为一种整体性的范式取向。在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若研究者秉持 “以人民为中心” 的知识立场和 “以实践为导向” 的认识路径，则必须践行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这样才能真正做到 “深入人民、扎根实践”，这是一个紧密关联、层层递进的逻辑链条。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将田野调查方法引入中国政治学不只是一种技术性的工具选择，更是知识生产实现内在转向的必然要求。通过田野调查，研究者能够在复杂变动的历史与社会实践中，及时捕捉新的政治现象与问题，回应民众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关切。因此，新时代中国政治学方法论的转型，必须以田野调查为根基，并围绕其发展出一套与之匹配的研究方法、操作原则与伦理规范，构建一个既能深入实践肌理又能有效提炼理论的方法体系。

一是扎根多样化的田野现场。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不断涌现的政治实践与政治现象，“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 已经不可能实现。这要求研究者必须进入问题发生的 “现场”，通过亲耳所闻、亲眼所见、亲身所感来把握政治生活的真实面貌。需要强调的是，政治学的 “田野” 现场并非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 “他者异域空间”，也不局限于农村地区，而是指向一切具有政治意涵的历史与社会实践场域。无论是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还是城市社区的治理一线，甚至数字化社会中的虚拟社群，只要存在人的政治行为与实践，皆是政治学知识生产的 “田野” 现场。

二是强调反身性的伦理自觉。从田野政治学的调查过程可以看出，研究者并不是置身事外的 “观察者”，而是嵌入社会关系网中的 “在场者”。因此，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后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审视与反思：作为一个 “外来者”，自己的在场是否干扰了田野的常态？自己的提问是否预设了答案？自己的理论框架是否遮蔽了民众的真实声音？这种反身性的实践不仅是方法论的内在要求，更是对学术伦理的自觉遵循。其核心在于研究者不断校准自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权力关系，尊重研究对象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从而最大限度地保证知识获取的真实性与研究过程的开放性，真正践行 “为人民做学问” 的价值归依。

三是注重灵活性的方法运用。田野调查之于中国政治学而言，并不是强调建构一个封闭与排他的研究范式，而在于提供一种根植于社会实践的认识路径。因此，研究者应秉持一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开放立场，在尊重具体情境与个体经验的基础上，灵活调整研究策略和方法组合，主动吸纳统计建模、制度比较、历史分析等多种方法的优势，实现定性与定量、描述与解释之间的有效贯通。特别是在数字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下，将田野调查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相结合，能够更大范围、更高频率地捕捉社会动态，弥补传统质性方法在广度上的不足。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政治学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力与预测力，也为知识体系的拓展提供了新的方法与可能。

五、结语

中国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其最终目标不仅在于 “用中国的话语和叙事体系，讲好中国的政治故事”，更在于实现社会的良序善治，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政治生活需要。这一知识生产导向与毛泽东提出的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经典表述具有一脉相承性。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广大民众不仅是文化服务的对象，更是文化创造的主体和革命文化的源泉。倘若知识生产脱离了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与伟大创造，其 “民族性” 便会沦为空洞的文化符号，其 “科学性” 亦会因失去实践根基而僵化。因此，未来中国政治学必须突破西方精英主义的藩篱，进一步扩展知识生产的主体边界，推动民众从被凝视的 “他者” 转变为知识生产的 “共建者”，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更具包容性、解释力和公共性的知识体系。这不仅是中国政治学学科发展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内在要求，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摆脱知识依附、确立学术自信提供了重要范式参考，最终能够为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