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整合、资本积累与适应性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

文章来源：《农业经济问题》2026年第5期。

作者介绍：李冬慧，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乔陆印，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摘 要: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兼具实践指向和问题导向的重要研究议题。本文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构建“资源整合—资本积累—适应性创新”分析框架，运用探索性案例法剖析典型案例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提炼农村集体经济培育和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其一，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本质是生产函数重构，内在要求实现生产要素集聚、制度环境创新、组织分工深化、利益分配优化，其发展逻辑与新内生发展范式的理论内核深度契合。其二，案例村经验表明，优势资源整合是集体经济培育与发展的先决条件，内生性资本积累是集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适应性创新能够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这涉及到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要素集聚、环境营造三个关键维度，具有普遍性意义。其三，案例实践中，农村资源呈现跨村域片区化整合趋势，同时暴露出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与资本积累失衡、社会资本嵌入弱化地方主体性等问题。这些共性、趋势性问题应引起深切关注。上述发现可为农村集体经济培育和发展提供机制性解释与经验启示。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新内生发展；资源整合；资本积累；适应性创新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相继指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成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承载着重要的战略使命。新阶段，中国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其历史必然性：其一，农民就业增收的现实需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末农村仍生活着4.5亿常住人口、农业仍承载着近1.7亿人的就业(龚斌磊等，2025)，当前传统小农模式的收入增长效应已趋极限，以数智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工业化快速发展，技术(资本)增密排斥劳动的客观规律将深刻重构劳动力就业结构，劳动密集型行业面临严峻的就业冲击，并在农民就业增收与共同富裕战略目标之间形成巨大张力。新趋势下，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将迎来变革，农业农村领域成为承载新增就业的潜力空间。其二，资源基础与制度优势。一方面，农村现存巨量的资源性资产，账面资产达6.5万亿元(靳永广，2023)和国家持续投入的设施性资产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奠定资源基础，而且集体资源资产要素化与产业化将吸引大量的设施性投资，有利于拉动投资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农村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采取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颁布实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制度基础日趋完善。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强农惠农政策不断完善，农村集体经济虽然不断发展壮大，却也面临诸多现实困境。2014—2022年，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由4010亿元增长至5760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4.0%，但经营性收入仅占总收入比重的35%左右且提升缓慢(孙淑惠等，2024)，突出表现为政策依赖度较高、市场化运营能力较弱、盈利创富有限导致积累不足等问题(王镜淳等，2023)。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潜力尚未得到充分释放，特别是集体资产资本化程度很低，大多还处于沉睡状态，仍然存在较大的资源再配置与要素化空间(陈明，2023)。

新时期，党和国家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可行路径与多元化模式，学界也基于地方实践开展了丰富的实证与案例研究。一是理论认知方面，学者们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从“传统”到“新型”的时代转换(张克俊等，2022)，具有产权更加清晰、主体更加明确、发展形式多样、分配机制灵活、外向性更强等特征(张应良等，2019；欧璟华等，2025)。二是实现路径与模式方面，出现了诸如强调县级政府在政策、项目、资源等方面大力支持的政府统合发展模式(褚庆宜等，2023；孙新华等，2024)，整合法人化村集体与市场化企业要素优势的村企混合经营模式(陈蕾等，2023；周振等，2024)，发挥村集体资源整合与组织动员的村社统合发展模式(曾薇，2023；马平瑞等，2025)，以及跨村域的联营联建模式(郭晓鸣等，2019)、产业集群模式(雷贵，2024)等。三是发展效应方面，集体经济发展能够带动农户就业增收、拉平农户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高鸣等，2024；张浩等，2025)、提升农村党组织的治理能力(陈义媛，2021)、推动乡村社会领域的建设发展(马平瑞等，2023)。四是发展趋向与对策方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应坚持创新融合、互利共赢的发展路径和动态演变、与时俱进的发展形态(倪坤晓等，2022)，注重要素整合、市场化运营、收益分配、内部治理等环节的实践创新(陈晓枫等，2025)。总之，学者们围绕理论内涵、实践路径、发展效应、趋向与策略等方面开展了有益研究，为地方实践的经验推广、问题提炼及政策调整提供有效支撑。此外，现有文献在分析范式和研究视角方面逐渐形成共识性转向，即强调新内生发展范式对农村集体经济乃至乡村振兴的指导价值。乡村发展范式大体上可分为外生式、内生式和新内生三种路径，学者们认为外生范式下乡村容易出现外部资源依赖性和地方主体性消解(吴越菲，2022)；内生范式下乡村受限于资源禀赋与发展限度，容易出现可持续性问题(文军等，2022)；新内生范式则从极化发展理念转向整合性发展视角，从理解乡村发展的地域性转向分析发展过程所包含的社会性，是对既有范式的继承与超越(Ray，2001；Eversole等，2023)。基于新内生范式，学者们依托典型案例从赋权实践、知识驱动、文化形塑等维度解析乡村新内生发展机制(岳晓文旭等，2022；陈雯等，2025；张大维等，2025)。现有研究的共同点是均重视内在机理分析，其根源在于新内生发展理论缺乏对机制的深入阐释(苏毅清等，2023)，但这也为学者们开展具体领域的深化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

聚焦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相关研究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和问题导向。总体上，现有研究形成了一些共识，例如明晰产权与资源整合、统合内外资源要素、分配机制与增收效应等方面。但仍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总结阐释更具普遍意义的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或关键环节)的研究尚不多见。现有研究呈现出案例类型多、发展模式多、经验建议多的特征，一定程度上稀释了理论成果的可获得性。本文运用简化思维，重点剖析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便于实践主体借鉴经验。二是对于集体经济发展中的资本积累问题关注不够。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到利益分配机制，也有提出典型案例的运营能力不足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由于部分案例的集体经济发展历程较短，产业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初显、实践经验不足，尚未深刻认识到资本积累对于集体经济转型的核心作用。三是基于长时段剖析集体经济培育发展与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机理的研究尚不多见。鉴于此，本文遴选具有70多年集体经济发展历程的典型案例，聚焦上述研究问题，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运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系统梳理总结案例中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时性特征与转型经验，提炼集体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与内在机制，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提供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新形势下，加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带动农民就业增收、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发展经济学理论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应重点关注资本、技术、土地、人力等关键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产业升级实现路径。从小农经济转向集体经济，是将分散化的资源要素整合集聚与优化配置的过程，进而促使要素组织方式、生产与分配方式、制度机制等一系列变革，最终实现乡村产业形态的升级与跃迁。因此，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是一个涉及生产要素集聚、制度环境创新、组织分工深化、利益分配优化的系统性过程，本质上是生产函数的重构。其一，新生产函数要求新的要素组合与再配置模式，资源要素不再分散化、不局限于乡村地域内部，而是以利益为导向、自由流动的生产要素；其二，制度环境创新即是建立激励相容机制(田国强等，2018)，通过明晰产权、降低准入门槛、出台扶持政策等措施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生产要素集聚与重组；其三，与新生产函数相配套的是组织模式创新、生产分工深化与产业融合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市场竞争力提升；其四，集体经济以乡村本土资源为内生根基，集体经济组织整合小农户的资源权益、代表小农户的经济利益，在利益分配环节要实现经营利润的在地化积累。与分散化小农经济不同，集体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有效整合分散的乡村资源，克服小农经济与大市场对接的现实难题；通过制度与组织创新，探索出一条不同于纯粹私有化或完全国家控制的第三种制度路径，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

审视乡村发展范式，新内生发展注重以乡村本土资源为根基，关注乡村主体性建设及其对地方发展的掌控和发展成果的享有，强化发展的自主性；但同时重视乡村内外主体网络化协作与内外资源动态整合，增强发展的开放性。新内生范式的理论内涵及价值意蕴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深度契合。一方面，通过赋权赋能激活乡村主体能动性与自组织能力，实现本土自然生态资源、人文社会资本等内生要素的整合盘活，为集体经济发展构筑内生根基；另一方面，以资源权益为纽带建立内外主体网络化协作机制，实现社会资本、市场、政策、技术、人才等外生要素(环境)的吸纳集聚与整合适配，将其内化为乡村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形成外生要素与内生基底的耦合增益。同时，乡村主体性建设的核心作用还在于使村集体和农民成为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导者与经营利润的享有者，需要厘清多方利益主体的权利地位及收益分配规则，设计乡村主体能够获得稳定收入的利益联结机制，促进村集体和农民资本积累，提升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和自我更新的能力。质言之，新内生范式下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内生性资源整合是发展根基，外源性要素吸纳是关键增益，制度创新赋能是重要保障。其中，外源性要素又可分为生产要素和环境因素，前者主要包括资本、技术、数据、人才等类型，一般认为资本是最核心的要素，其他要素随着资本流动而流动与集聚，资本集聚是集体经济的发动机，也为后续内生性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后者则涉及基本制度、国家政策、市场供需等因素，乡村主体可通过适应性创新行为将其进行本土化，为集体经济营造适配的环境。综上，资源整合是通过激发乡村内部资源资产的聚合效应与价值创造潜力，构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核心根基，体现乡村主体的能动性与集体经济的内生性。资本积累通过资源权益置换、经营利润分配等途径实现资本要素集聚与再配置，成为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驱动力，兼具外生要素增益功能和可持续发展属性。适应性创新是正式的国家规制与非正式的地方知识交互耦合并转化为适宜集体经济发展的环境规则的社会创新过程，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适宜的环境，体现地方主体的适应能力。审视三者之间的交互关系，资源整合支撑资本积累、资本积累赋能资源整合，资源整合是对适应性创新的有效响应，又受到适应性创新的规范约束，资本积累也会促进和倒逼适应性创新，而适应性创新则会引导资本积累与集聚。三者之间相互关联、耦合互促，有效支撑农村集体经济培育与可持续发展。基于上述分析，聚焦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逻辑路径与关键环节，本文构建“资源整合—资本积累—适应性创新”三维分析框架，为解析集体经济培育与转型升级内在机理提供理论支撑。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1.研究方法。基于拟探讨的理论议题及科学问题，本文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方法。该方法有助于捕捉和追踪社会实践中涌现出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强调以案例实践(或事件)的历史脉络为主线，将研究对象放在现实情境中进行动态跟踪和“过程—事件”分析，侧重于对复杂社会现象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度挖掘，能够更好地检视研究问题。探索性案例研究的优势在于系统展现事件过程和因果机制，重在探索机制、路径、模式等，属于“为什么”的研究范畴，旨在构建或完善新理论、产出新知识。本文围绕典型村庄的集体经济实践历程，从新内生发展视角阐释集体经济培育与转型发展的关键环节及内在机理，侧重于路径与机制分析，而典型村庄案例为开展探索性分析提供了理想场域。

2.案例概况。案例村J村地处山西省中部、吕梁山东麓、汾河水西畔，隶属于汾阳市，1954年由3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总面积4.2平方公里。该村位于峪道河、向阳河、禹门河(汾河支流)三条河流下游，地势低洼，历史上是一个有名的盐碱滩。据村史档案记载，当时全村4080亩耕地中，约有2800亩(占68.6%)是盐碱地，是远近闻名的“地上没得抓，地下没得挖”的贫穷村。1955年以后，J村以永葆先进的政治自觉和为民利民的初心使命，用滚雪球的方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走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以来，J村争做乡村振兴排头兵，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形成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的多元化产业体系。一是形成以光伏大棚、休闲观光农业、农田教育基地、高标准农业示范基地为主的多功能农业体系；二是形成以清香型白酒生产为主导产业的第二产业，辐射带动粮食仓储、玻璃制造、包装印刷、标签制作等上下游关联产业发展；三是整合旅游资源，组团式发展乡村民俗旅游、工业文化创意、红色教育培训、农耕文化体验、康养休闲拓展等文旅项目，建成集吃、住、行、游、娱、购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入选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中国最美生态旅游村镇等称号。如表1所示，截至2024年底，全村户籍人口为2890人，村集体固定资产达13.5亿元、集体企业产值超过5.0亿元，与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分别增长了1150倍、650倍；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7000元，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3119元)和山西省平均水平(18741元)；村集体发放福利奖励金额超过1000万元，有效增强村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3.案例遴选及价值。经过三代人70多年的努力探索，J村从一个贫穷村成功逆袭为乡村振兴典范村。选其开展案例研究原因如下：一是案例的代表性。J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也没有过度依赖政策扶持，却能准确把握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趋势，及时调整发展方向、不断整合资源、培育新的发展动力，实现集体经济转型发展。该村产业发展历程及经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村庄具有借鉴价值。二是案例的典型性。70多年来J村产业发展先后经历了农业合作化阶段、乡村工业化阶段、产业多元化发展阶段，在产业发展转型跃迁、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过程中，始终坚持凝聚共识、价值共创、成果共享的共富理念，可为不同类型村庄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及促进农民增收提供路径参考。三是案例的完整性。研究团队所在学院与J村签订了校地合作示范基地建设协议，近年来研究团队持续赴J村开展专题调研，确保能够访谈到各层级的利益主体，特别是村庄发展规划制定和执行的关键主体，能够收集到较为完整的内部资料。

(二)调研过程与资料收集

2024年1月10—22日，研究团队受邀赴J村陪同村党委开展“集体经济(企业)年终总结评比考核”的专题调研。调研期间，团队聚焦J村的基本情况、集体经济发展历程、村民参与及收益分配等方面，参加了11家重点集体企业的调研，旁听了2场村庄发展研讨会(村两委组织、集体企业骨干成员、村民代表参加)，深度访谈了村干部、集体企业负责人、普通村民等在内的30多位人员；整理访谈录音9万余字，收集到丰富的一手资料，对J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了系统性认知。2025年3月23—29日，研究团队再赴J村开展补充性调研，重点收集J村发展规划、工作总结、村志日报、宣传材料等文本资料，进一步梳理J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资料。调研主要通过召开座谈会、深度访谈、参与式跟踪调查等方法收集资料数据。座谈会主要了解收集各企业经营业绩状况、面临的问题、发展思路、用工情况等方面的资料；深度访谈主要围绕村两委干部、集体企业负责人及骨干人员、企业职工、普通村民等利益相关者开展，采用半结构化形式，聚焦产业发展主题与关键问题；参与式调查除了深度参与专题调研和人员访谈，还通过观察法收集照片影像、实物场景以及档案资料。来源多样的素材数据能够相互印证，生成用于实证研究的关键资料(见表2)，保证研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

四、案例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时性特征

在不同的宏观经济背景和乡村发展阶段，乡村精英需要适时调整发展方向，选择适宜的发展模式，以推动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70多年来，J村在村党委引领下积极统合发展资源，汇聚起强劲的内生动力，实现村集体经济从培育起步、发展壮大到多元化融合的转型跃迁，带领村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从历时性特征来看，J村集体经济发展可划分为三个具有延续性的阶段。

(一)农业合作化经营:劳动力整合与组织化

1.组织化投入劳动力，改善资源禀赋和农业生产条件。1952年，J村响应国家号召率先成立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年春种时节全社有1100多亩地要翻耕，多数是需要深耕的盐碱地。当时全社有8头牲口，20天的耕种期大约能翻耕800亩。社员们决定组织100个强劳力用人拉犁和镢头刨地的办法进行翻耕，按计划300多亩地大约需要7~8天，实际用时4个昼夜，部分地块还翻耕了两遍。J村“百把镢头闹革命”的精神，逐渐演变成一种集体意志和信念力量，成为该村努力改变落后面貌的精神支柱，为后续开展农民组织化创造了先例。J村地处三条河流下游，全村约七成耕地都是盐碱地，资源禀赋极差。合作社成立后，社员们认为第一要务就是治水改碱。通过协商，合作社决定先搞试验田，摸索出经验后再大面积推广。实践中J村逐渐探索出“先治水，后改碱；先改下湿碱，后改白毛碱……”的经验办法。村史档案记载，1954—1965年，J村先后投工12万多个、移动土方42万多立方米，将2650亩盐碱地改造成高产稳产良田。J村在没有大型机械化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化、规模化投入劳动力，极大改善了耕地资源禀赋，为发展农业生产奠定资源基础。

2.发展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治水改碱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但农具机械等生产工具短缺、劳动力相对不足等问题，导致劳动生产率低下。J村响应国家大力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号召，积极发动群众、聘请能工巧匠大搞农机具改革创新，形成浓厚的创新氛围。1958—1966年，J村先后革新创制了追肥耧、脱粒机、铡草机、碾米机、磨面机、榨油机、饲料粉碎机等农业机械28种496台(件)。1965年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到村视察农业机械化工作，将其确定为农村集体机械化试点；当年夏天，J村被评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一面旗帜”。改善耕地资源条件、发展农业机械化，显著提高了土地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粮食生产能力从盐碱地的亩产不足100斤，跃升到20世纪60年代的800~1000斤，增长近十倍，每年向国家交粮100多万斤。同时，农业机械化有效实现技术替代劳动，释放劳动力，为发展副食加工业创造了要素条件。

3.发展循环农业和副食加工，提高资源利用率和产出效益。农业条件改善、粮食连年丰收，J村逐渐积累出10万斤余粮。为进一步增加村集体收入，让高产农业转变为高效经济，该村于1958年尝试突破单一粮食生产模式，大力发展农林牧副多种经营，先后开办“八大坊”(即粉坊、豆腐坊、酒坊、醋坊、油坊、饲料坊、碾坊、磨坊)，探索出一条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新路子。各坊按照循环经营思路，将库存粮食加工成附加值较高的农副产品，有效提高了村集体和农民收入。此外，J村还配套成立运输队，有汽车、拖拉机和100多头骡马，农忙时收种打产，农闲时跑运输创收。90多岁的WSX老人回忆说，20世纪60年代J村1个工分1.5元，别的村1个工分0.1元，差异巨大。综上，J村探索出“以粮为纲、以农带副、以副养牧、以牧促农、以机械化半机械化推动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循环农业发展模式，实现农业资源的高效利用，提高农业综合产出效益和农民收入水平。该阶段，随着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升，J村通过农业剩余村提留的方式逐步实现集体资产资本积累；同时，通过提高单位工分价值的方式加大对社员的利益分配。分配机制创新不仅使村集体实现原始积累，也通过利益激励提升了农民组织力和认同感。

(二)乡村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形成支柱产业

1.国家政策的适应性转化，经营模式创新延续集体认同感。改革开放以后，周边村庄很快将集体土地及资产“分光散尽”。J村20多年艰苦创业积累的集体财产、已取得规模效应的集体农业、完善的机械设备与水利设施，到底该怎么分?经过长时间的比较和思考，1983年J村创造性地提出“三田到户，一集中，五统一”的双层经营管理办法。针对以前集体经营“统”的过死的问题，把“自留地、口粮田、饲料田”按人口平均分到户，由农户自主经营；把责任田适度集中，承包给种田能手；对承包后的机耕、调种、灌排、植保、收获脱粒等五项农事作业由集体统一服务。理论上看，J村将生产资料(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户，但生产工具如机器、牲畜、大型农具等仍集中在村集体，村集体可以通过农具调配、田间管理等途径影响或组织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既突破旧经营体制的束缚，又保证村集体资产不流失，实现家庭联产承包制“统分结合”的在地化与适应性创新。更重要的是，这为村集体组织群众保留了重要抓手，使得村民并未因土地下户而失去集体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后续发展集体经济中形成共识、开展集体行动奠定思想基础，是延续集体认同感的重要转折点。

2.滚动式发展集体产业，实现资本积累、支柱产业培育。土地分包后，J村党总支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办企业发家致富，一些关系广、善经营、有技能的村民逐渐有了自己的小企业，收入大幅增长，年收入甚至超过万元，同时积累了产业发展经验。但大部分村民仍从事农业，年人均收入仅200元左右，甚至有20%左右的农户出现收入下降。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干群之间不和谐声音明显增加。面对新问题，J村调整发展策略：其一，强化集体认同，筹集资金发展集体经济。时任村支书XLM提出要靠发展集体经济安排剩余劳动力，缩小收入差距，带领全体村民走向共富。但该村既无资源优势，又无资金家底，如何发展集体产业呢?J村召开党员干部大会，7名村干部带头低价献出个人企业转由集体经营，为村集体筹集50万元的原始资产。其二，集体经营利润转化为资本积累，培育支柱产业。1986年底，J村成立农工商联合总公司，对全村集体企业进行统筹管理；随后几年村里陆续兴办砖瓦制造、养殖、印刷、焦化、炼铁等20多个产业项目。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J村抓住建筑行业、公路交通行业大发展的市场机遇，举全村之力投资3000多万元建成10万吨特种水泥厂；其后又配套投建编织袋、石料、混凝土搅拌等上下游产业；最终形成以特种水泥、混凝土、石料开采、预制构件等为主的建材产业体系，每年为村集体创造利润2000多万元，成为J村的支柱产业，也为后续产业多元化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奠定坚实基础。该阶段，在包产包干到户的背景下，J村强化集体认同、形成共识，通过村干部捐献产业资产实现集体资本原始积累，其后通过集体企业上交经营利润实现内生性资本积累，支撑集体经济转型发展。

(三)产业多元化发展:适应趋势实现产业升级

1.把准宏观政策趋势，促进产业多元化转型。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逐步显现，生态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重视。1997年夏天，村“两委”提出集体经济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顺应宏观趋势和市场需求，改造挖潜污染企业，发展绿色环保新产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方面，逐步淘汰高污染高能耗企业。1999年关停炼铁厂、造纸厂等高污染企业；2007年淘汰拆除机焦厂；2015年果断关停了运行18年、创造数亿利润的特种水泥厂。另一方面，盘活闲置资产，大力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一是培育发展乡村旅游业。1997年在废弃的砖瓦厂上开工建设占地200多亩的大型生态园，总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开园前两个月便接待游客4万多人次；2009年建成四星级裕和花园酒店，满足发展乡村旅游业的配套需求；2012年建成占地面积3600平方米的村史展览馆；2015年将关停的水泥厂改造成工业文化创业园，被誉为乡村“798”，同年建成集三晋民俗文化、地方非遗美食、传统手工艺作坊为一体的明清风格传统古街(贾街)。二是转型发展新型工业。2007年在机焦厂原址上投建新酒厂，成立山西杏花产区酒业酿造公司；改造升级混凝土搅拌厂。三是拓展发展现代农业。2010年建设蔬菜瓜果采摘大棚、小杂粮试验田，发展生态农业；2011年与农业院校合作，建设高标准农业新品种新技术综合示范基地；2014年与北京中节能公司合作，发展光伏立体农业，探索“光农互补”新模式；规划建设腾飞农场、兴农园等设施农业项目，发展观光农业、休闲农业。十余年间，J村积极整合小型企业、淘汰落后污染企业、转型耗能企业、发展绿色企业，逐步推进产业调整与多元化发展。

2.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迈向乡村运营新阶段。经过十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J村产业门类和业态愈加丰富，但联动效应与集群效应尚未显现。面对新问题，新一届村党委班子主要从三方面着手调整：(1)巩固拓展新型工业体系，形成新的支柱产业。依托杏花村汾酒专业镇建设，以山西杏花产区酒业酿造公司为主体，引入社会资本，于2020年成立玻璃制品公司、酿酒用粮仓储公司，2021年成立创意包装公司、印刷科技公司，2022年成立盛世酒业公司(酒类经营)，建成集基酒生产、粮食仓储、酒类用瓶、包装、经营于一体的产业链体系。(2)整合创新农文旅产业，培育集体经济新动能。创新改造工业文化创意园，2018年起陆续建成恒记工业展览馆、乡村艺术馆、作家村、种子影院、山西电影学院教学实训基地、素质拓展培训基地等。统合村史展览馆、农耕文化展览园、工业文化创意园、贾街、酒店、腾飞农场以及酿酒、玻璃生产车间等场所，定期举办元宵灯会、民俗文化表演、农民丰收节等活动，形成一体化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体系。据统计，每年游客接待量超过200万人次，年旅游效益超过1亿元，辐射带动1500多人就业，农文旅产业成为J村新的经济增长点。(3)积极打造J村文化品牌，迈向乡村运营新阶段。在愈加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吸纳社会资本、新技术、新思想等要素，迭代发展新业态，满足市场新需求。2023年，J村注册成立腾飞发展集团，对内统合集体产业发展，对外负责招商引资、洽谈合作。J村正努力打造村级品牌IP，按照乡村整体运营的新理念，提升对外源要素的吸引力和对社会资本的谈判能力。该阶段，J村除了集体企业经营利润外，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入股和政策扶持资金，促进资本要素集聚、增强产业转型能力；此外，逐步允许普通职工和村民认购企业股权，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和收益分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资本的嵌入，集体经济运营与管理又涌现出新问题。

五、集体经济培育与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

理论上，影响集体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维的，可能涉及精英主体、资源要素、政策制度、内外环境、地域资本(Dufeu等，2024)等维度。新内生范式下，农村集体经济培育需以地方资源为依托，吸纳外部资源要素，实现对宏观环境政策的适应性转化，激发内生发展动力。其中，地方资源不再是分散化的资源，而是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经济利益或情感认同)进行规模化整合和系统性盘活的资源；村庄吸纳外部要素发展集体经济，通常需要让渡一定的资源权益，经营决策权设置是保障地方主体性和实现资本积累的关键；地方主体对宏观环境政策的适应性转化，是产业转型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一)资源整合是集体经济培育与发展的先决条件

集体经济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基于特定的基础条件逐步发展起来的。J村的实践经验表明，无论是农业经济时期的劳动力组织化，还是乡村工业化时期村集体对土地资源的控制，抑或是产业多元化阶段村集体对闲置土地的整合盘活，实质上都指向一个关键问题，即资源整合。分散化的资源要素在重新配置过程中无法形成价格优势和竞争优势，这正是普通村庄发展集体经济面临的共性问题。可以说，将分散化的资源实现系统性整合与盘活是培育集体经济的先决条件。在此之前，需要先开展农村优势资源的拓展与识别。乡村地域承载着丰富多样且各具特色的资源，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力、耕地、山林、水面湿地、古村落古建筑等有形资源，也包括无形资源，例如自然风光、清新空气、历史民俗、非遗文化等。村集体牵头全面梳理清查，形成目录清单，明晰权属关系，为后续资源盘活提供依据。依据“委托—代理”理论，J村通过明晰产权、折股定价、经营权委托、收益分配等环节，构建分散化资源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链接路径及整合机制，将优势资源转变为资源优势。从整合路径上看：其一，产权明晰是资源整合及有效配置的前提。对农村资源资产进行全面清查、详细梳理，明确其权属归属和权责记录，重点解决资源流转与分配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确权工作，确保每一项资源都有清晰的“身份代码”，为农村资源盘活利用创造条件。其二，产权整合是资源整合的核心内容。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统合功能，肩负起农户资源“产权整合者”的角色，通过预期收益分配机制联结村集体与小农户，实现分散化资源的经营权转移与整合。其三，空间整合是资源整合的现实表征。发挥村集体的统筹协调职责，对于有形资源可采取经营权流转、托管服务等方式，对于无形资源可通过折股量化、入股合作等方式，引导资源在空间上有序集聚。在实践中，资源整合范围既可以是村组，也可突破村域界限，实现片区化、组团式整合。值得注意的是，实现乡村资源整合，一方面仍需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尽快完成资产清核、确权颁证等基础性工作；另一方面，发挥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性作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基于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制度优势，强化“统”的统筹功能(王进，2025)，为集体经济发展奠定资源基础与内生根基。

(二)资本积累是集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

发展经济学认为，任何状况下的经济增长都有赖于“资本形成”这个发动机(陈家泽，2011)，资本积累是一切形式的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从J村的发展路径看，20世纪80年代兴办产业项目的原始资金由村干部带头捐献筹集，其后通过产业经营利润上交村集体逐步实现资本积累，为后续投资形成支柱产业(特种水泥厂)奠定了资本基础；依托支柱产业形成的超强创收能力，进一步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为产业多元化转型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动力。J村的资本积累属于内生性资本形成路径，在集体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对于普通村庄，资本是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资本匮乏是集体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这里涉及资本问题的两个维度，一是集体经济培育阶段的原始资本问题，二是实现集体经济转型发展的资本积累问题。理论上，期望通过乡村资源的资产化与资本化来解决。其一，充分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整合乡村资源、承接外部要素与市场的中介作用，可通过经营权和收益权让渡来吸引社会资本进行开发投资，实现资源的资产化。这是外生性的实践路径，更适用于集体经济培育阶段。其二，推进农村金融政策创新，通过农村资源使用权抵押贷款获得产业发展资金，实现资源的资本化。这是外生性的政策(金融)路径，适用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各阶段，也应是国家政策创新供给的重点。其三，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注重通过利润分配机制创新、固定资产折旧计提等途径，实现内生性的资本积累。其中，经营利润分配可能既涉及村集体与外部主体的分配，也涉及村集体与本村村民的二次分配，具体可通过谈判、协商等方式解决。一般意义上，外生性政策(金融)路径具有普惠性，随着农村金融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化，将成为集体经济培育与转型升级获取资本要素的基础性政策工具。外生性社会资本路径天然具有选择性，那些具备独特资源优势、区位条件优越、发展潜力明显的村庄更容易吸引社会资本投资，这是社会资本内在的逐利属性(期望收益)所决定的；地方主体往往需要让渡集体经济的部分经营权益，才能实现社会资本要素集聚，并且派生出经营主导权、利益分配权等一系列的博弈过程。内生性经营积累路径是根本性路径，既依赖于集体经济的正常运营，又对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起到关键作用，具有资本内循环特征。从战略层面看，逐步形成“经营积累为根基、政策(金融)为基础支撑、社会资本为有效补充”的资本积累格局，对于集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乃至乡村全面振兴至关重要。总之，只有解决好资本积累问题，才有可能推动资源要素重组与优化配置，扩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促进集体经济转型发展。

(三)适应性创新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依托地方性的资源整合，为集体经济的培育奠定内生根基，资本积累可为集体经济转型提供核心动力源泉，良好的运营环境则是集体经济应对风险冲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和保障。从本体论角度看，乡村主体性重建对于实现乡村要素重构、发挥资源优势具有重要意义(沈东，2023)。充分发挥地方主体能动性，将乡村地域内部和外部的各类因素进行适应性转化，形成社会创新，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运营环境。J村的历时性经验充分表明适应性创新的重要性。一般地，乡村主体的适应性创新行为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对市场需求的响应。市场因素具有明显的超地方性，乡村主体只能去响应。集体经济发展深受宏观经济形势和市场供需变化的影响，客观上要求地方经营主体能精准定位目标客户、匹配市场需求。其二，对国家政策的调适。国家政策实质上是一种激励机制，激励和引导社会主体的经济行为。因此，国家政策对于集体经济发展起到导向性作用，通常具有普适性和弹性。乡村主体需要在政策框架内将国家政策和地方性知识进行调适与整合，实现国家政策的在地和政策效能最大化。其三，开展集体行动。面对资源分散化、农民原子化的现状，乡村主体能否发挥统合与组织作用，有效开展规划制定、资源整合、秩序维系、多主体协调等集体行动，对集体经济培育发展至关重要。集体行动的内核是集体认同，即通过地缘血缘的共同记忆、风险规避的情感归属、机遇供给的利益保障等建构起农民个体与村集体“认同—归属”的情感链接。与前两大因素不同，集体行动是统合地方性因素的具象化表征，是集体经济的内生性环境。对于乡村主体来讲，基于认同感的集体行动可控性最高，对国家政策的整合调适行为可控性次之，对市场需求的能动响应行为可控性再次之；从三者的交互关系来看，集体行动是政策调适和市场响应的组织基础，国家政策影响或引导市场需求，国家政策变动和市场需求变化的综合影响又促使新的集体行动，三者之间耦合演化共同构成集体经济的环境场域。综上，以基层党组织、集体经济组织为核心代表的乡村精英的适应性创新行为可为集体经济营造适宜的内外部环境，促进集体经济培育与发展。

六、结论与启示

(一)进一步思考

新时期，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具备良好的资源基础与制度优势，也面临着紧迫的现实诉求，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可行的发展路径与模式。案例村的实践经验可为培育和发展集体经济提供更具普遍意义的借鉴与启示，但也呈现出一些共性的、趋势性问题需审慎思考。

1.农村资源整合与利用问题。普遍意义上，农村资源整合是培育集体经济的先决条件，乡村精英主体的组织统合功能将起到关键作用。但在资源整合与后续利用过程中可能面临以下问题：一是资源整合的前期投资问题。资源整合不仅仅是和农户签订入股或委托协议，还需要投入一些工程措施改变资源状况，将分散化、闲置的甚至是荒废的低效资源，转变为集中连片、可规模化经营使用的宝贵资源。如何解决这部分工程投资可能就成为多数集体收入薄弱村庄的障碍。从案例实践看，各类示范村基本上是由政府财政专项资金投资，例如浙江安吉于2018年创建美丽乡村精品示范村，案例村投资1000多万元用于资源整合前期的设施建设，其中政府补助600多万元(靳永广，2023)；有的村则是引入社会资本合作开展国土资源综合整治，特别是有特色资源或发展潜力大的村庄(陈慧梅等，2023)。但大多数普通村庄无力解决前期投资问题，无法实现资源整合，致使集体经济培育无法起步。这是国家政策创新供给的重要方向，特别是金融政策。二是资源整合的地域范围问题。无论是新内生发展范式还是地方实践都证明，以行政单元为边界的村级集体经济在发展初期易于推进资源整合、降低谈判成本，容易发展起来；但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易受到村域资源规模约束遭遇发展瓶颈，出现本村资源空间不足、邻村资源低效闲置的窘境。有研究表明，跨村级单元的全域性资源整合、促进乡村产业集群式发展，能够有效破解单村产业发展瓶颈、实现集群效应，例如浙江余杭“禹上稻乡”组团发展现代农业与三产融合、成都郫都区“五村连片”组团发展近郊休闲旅游(雷贵，2024；杨忍等，2025)等成功案例。未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积极探索跨村域、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模式。三是资源的集约化、生态化利用。农村特色资源、优势资源非常宝贵且有限，有些甚至是不可再生的，例如文物资源、特殊生境等，开发利用过程中一定要坚持集约化利用、保护性开发，提升资源利用与保护的可持续性。

2.资本积累与固定资产折旧计提问题。内生性资本积累对于农村集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现有研究普遍认识到收益分配中要保障农民的经济利益，也有人关注从经营利润中按比例提留上交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办公司实现资本积累，但还有一个极易被忽视的问题———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从经济学视角看，经营利润中不包含固定资产折旧，它属于经营成本。固定资产折旧是企业资本积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固定资产更新和企业再生产的重要手段，对于防止资产流失(无论是集体资产还是国家项目投资的资产)意义重大。从本文案例引申出的问题看，集体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计提上容易出现以下问题：一是抵制固定资产折旧计提。财政部、农业农村部联合印发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制度》中提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加强固定资产构建、使用、处置管理……依法合规计提折旧”，但并未明确固定资产类型及折旧年限。普通企业则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进行折旧计提。政策模糊性为集体企业提供了寻租空间。实践中，J村的集体企业并未按照统一的规则与标准进行折旧计提，部分企业可能为完成经营利润指标，或者在利润分配中向个人分红部分倾斜，从而抵制折旧计提。这种只顾当前利益、竭泽而渔、分光吃净的倾向，容易导致集体企业丧失固定资产更新和再生产能力，无法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必要的内生性资本积累。从成本管理角度看，把本该列入成本的部分没有列入，打乱产品成本结构和总体经营成本，易引起产品价格混乱、恶性竞争等后果。二是过早强制计提折旧。部分企业发展过程中获得了银行抵押贷款，有的企业主体急于收回投资，可能将企业所提折旧如数上交村集体或母公司，特别是在企业尚未还清固定资产的银行贷款情况下。这种作法减少了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还款来源，影响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周转，可能造成银行固定资产贷款的被动扩张甚至坏账，增加银行贷款风险。如何防止集体资产流失、银行金融风险等衍生问题值得深思。

3.内外主体关系地位不对等与主体性消解。理论上，新内生发展范式下乡村主体应该享有集体经济发展控制权和经营收益分配权，但实践中却极易出现偏差。从案例村经验看，村集体经济组织全资或控股的产业基本上不会出现发展权争议；但集体经济在扩张发展过程中吸纳社会资本也很关键，内外主体权责关系处理不当极易产生争议纠纷。一是资金垄断造成双方地位不对等。社会资本可以为村集体带来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和现代管理经验，激发集体经济发展潜力。在金融政策不完善的情况下，乡村主体对社会资本的需求迫切，社会资本主体正是基于对资金、信息等要素的垄断，在双方谈判中处于优势地位，造成双方关系地位不对等，形成一种非对称性合作局面。这就导致集体经济组织在与社会资本主体协商土地流转、股权分配等合作议题时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J村在引入社会资本后，村集体在资源再配置、经营主导权、利润分配权等方面的主体地位明显弱化。已有案例表明，在强资本嵌入模式下极易导致集体和农户处于不平等的博弈场域中，甚至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利益分享环节(李海金等，2024)。二是乡村主体收益权和主体性消解。在不对等的合作框架下，后续产业发展虽能创造出显著经济效益，但大部分利润被社会资本所获得，村集体收益却相对较少；更进一步地，社会资本的作用甚至取代了村集体和农民在集体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有研究认为，社会资本下乡是资本与小农争夺农业经营利益份额，最终将农民排挤在农业产业之外，使农民丧失对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主导权(沙垚等，2025)。这种情况实质上就演变成社会资本对乡村资源资产的“掠夺”。普通村庄在集体经济培育与起步阶段即面临引入社会资本的问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

(二)结论与启示

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具有鲜明的实践指向和问题导向的研究议题。本文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视角，构建“资源整合—资本积累—适应性创新”三维分析框架，剖析典型案例的发展历程及经验，提炼农村集体经济培育和转型发展的内在机理。在发展经济学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本质上是重构生产函数，内在要求新的要素组合模式、制度激励相容、生产组织方式、利益分配机制。新内生发展范式的理论内核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逻辑深度契合，该范式下内生性资源整合是发展根基，外源性要素吸纳是关键增益，制度创新赋能是重要保障。案例村的集体经济从培育起步到转型升级大致经历三个阶段：农业合作化经营时期，通过劳动力整合与组织化投入、鼓励创新与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发展循环农业和副食加工，改善资源禀赋，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综合产出效益；乡村工业化时期，通过对国家政策的适应性转化，本土化调整土地承包制度和生产工具配置规则，维系村集体对劳动力、土地、集体资产的统合功能，基于集体资源资产滚动发展工业企业，实现内生性资本积累，投资形成支柱产业；产业多元化发展阶段，把准宏观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趋向，适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迈向乡村运营新阶段。案例村的发展经验表明，农村优势资源整合是集体经济培育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体现集体经济的内生性；内生性资本积累是集体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体现集体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适应性创新则为集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体现乡村主体的适应能力；涉及到产业发展的资源条件、要素集聚、环境营造三个关键维度，更具有普遍性意义。案例村在实践探索中也涌现出一些共性、趋势性问题值得深切关注，诸如农村资源整合中前期投资、整合范围、集约利用等问题，产业运营中资本积累与固定资产折旧计提问题，社会资本嵌入后内外主体关系地位不对等与主体性消解问题。随着各地实践的不断推进，上述问题值得通过合适的案例进行深度探究。

本文对案例村的实践经验及其引发的共性问题的讨论，对于培育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创设有效的政策工具助推农村资源整合与盘活。发展集体经济内在要求资源要素的集聚配置，实践中涉及产权、形态、空间等多维属性的整合。近年来，跨村域、组团式、片区化发展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趋向，对跨村资源整合、产业布局、组织管理、利益协调等方面提出新要求。因此，联动创新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政策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统筹推进农用地整理与流转、建设用地整治与改革、生态资源治理与转化，激发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出台政策性指导意见，鼓励探索跨村联合党支部建设、基于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链布局、基于产业贡献度与二次分配相结合的共富机制等，形成创新性制度机制储备。第二，协同推进农村金融服务改革与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细则制定工作。资本是农业农村领域最稀缺的生产要素，金融信贷是解决集体经济资本积累问题的基础途径。加快完成农村资源资产梳理清查、价值评估和确权颁证工作，出台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细则，明晰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地位与职责、资产管理权限、资产运营与融资方式等内容，扩大集体资产抵押贷款范围与额度(王修华等，2024)，提升集体经济组织的资本生成能力。第三，持续强化乡村带头人培育政策力度，加强乡村组织化建设。适应性创新过程与乡村带头人的作用密不可分，要大力实施“领头雁”培育计划、“耕耘者”振兴计划，优化培训课程设计，加快培育一批乡村产业带头人和企业家。创新基层党建工作模式，鼓励支持农民合作社、乡村精英理事会等规范化运行，多形式、多渠道提升农村组织化水平。第四，发挥涉农政策的引导作用，保障乡村主体权益。针对社会资本嵌入引发的乡村主体性消解问题，借鉴脱贫攻坚经验，出台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履行社会职责(就业培训、福利救助等)，建议内外主体在合作协议中明确规定按产业发展阶段来调整利益分配比例，优化与社会资本的合作模式，确保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可以预见的是，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将在国家政策和地方实践的耦合互馈中逐渐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