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建构型节日作为国家主导设计的节日形态，能够突破传统民俗节日和民族节日的地域性、民族性局限，以中华民族为核心叙事主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型节日因具备价值导向的明确性、活动主体的全民性、功能发挥的即时性和联动性，以及象征体系的标准性等优势，深刻塑造并强化着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以建构型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以意识、民族观和国家认同为核心脉络，通过传承集体记忆，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和感知国家意志，激发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

关键词：建构型节日；节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认同

正文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已成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和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从文化维度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并非抽象的理论宣讲，需要依托具体的文化载体与实践场景，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理念内化为全民共识。节日作为生活中值得纪念或庆祝的重要日期，在认同建构中的作用早已为学术界所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充分利用庆祝活动激发的澎湃热情和强大正能量，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相较于春节、端午节、泼水节等植根于农耕文明、承载着单一民族或区域文化记忆的传统民俗节日和少数民族节日，由国家主导、设计和组织实施的建构型节日，正以其独特的价值导向与功能属性，逐渐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抓手。

一、建构型节日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建构型节日是由国家主导设计、通过法定程序确立并依托系统化政治工程运作的节庆形态，具有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教育目标，区别于凭借自然演进与民众自发实践形成的节日，更强调国家权力推动和政策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新增近20个建构型节日，如国家宪法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中国航天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等节日，在官方话语体系中始终占据显要地位。这类节日既非传统岁时节令，也非宗教民俗，而是国家有意识地生产的政治时间单元，以中华民族作为核心叙事主体，聚焦共同历史、共同价值和共同命运的传递，超越单一民族的文化边界，为不同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文化场域与情感联结纽带，拥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天然使命和独特优势。

学术界关于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在传统民俗节日和少数民族节日上，关注其重要价值和实践进路，研究方法多采用案例研究，如春节、火把节、龙舟节、盘王节等，论述这些节日在促进民族交往、凝聚共同体情感中的重要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将建构型节日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关联的研究却非常匮乏，现有少量研究成果仅围绕国庆节等纪念活动展开，且只聚焦于记忆、仪式活动和场域等维度。总体来看，以国庆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建党节等为代表的建构型节日，虽在官方话语中占据重要位置，却长期处于学术研究边缘，研究数量稀少，难以支撑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充分发挥作用。另外，尚未出现以建构型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独立对象的系统化专论，关于节日的整体研究还停留在碎片化个案积累层面，缺乏历时比较与跨案例检验的综合视角。进一步来说，现有研究虽初步勾勒出建构型节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但研究深度和内容还需不断扩充。因而，本研究尝试将建构型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独立研究对象，提出关联起建构型节日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系统化理论分析框架，以弥补现有研究缺乏综合视角的缺陷，拓展建构型节日的研究视域，从而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更具延展性的支撑基础。

二、建构型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优势

建构型节日突破地域性、民族性受众边界，以国家意志为引领，使各族群众在共同参与中感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存在，强化“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建构型节日在设立之初便确立了清晰的价值导向，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叙事，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坚实根基。它突破地域、民族、职业等制约，赋予各族群众以平等国民身份深度参与节日的权利与机会，并依托集中化、规模化的活动，即时发挥功能并联动释放节庆效应，快速激发各民族间的情感共鸣。此外，建构型节日还借助标准化的象征体系传递中华民族共同体核心价值，促进共同体从“想象”逐步走向“显现”。

（一）建构型节日的价值导向明确性展现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

建构型节日在设立之初就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核心目标之一，注重将各民族、各地区的实践要素整合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整体叙事框架中，形成无歧义、强聚焦的价值传递逻辑。民族史是民族所有思想意识形成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存在并非空泛地凌驾于各个民族之上，而是有着坚实的历史依据与时空连续性。从古代多民族迁徙交融、互鉴共生，到近代各民族抵御外侮、共抗侵略，再到现代各民族携手推进现代化建设、追求民族复兴，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始终彰显着完整历史脉络。而建构型节日将革命历史、建设历史与发展历史串联成连续的民族历史谱系，回答“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历史命题，推动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具体来说，国庆节、建党节、建军节、烈士纪念日等革命纪念型节日，诉说着各民族“休戚与共、生死与共”的责任担当；劳动节、改革开放纪念日、国家宪法日等政策宣导型节日，凝练着各民族艰苦奋斗精神与“荣辱与共”的现实自觉；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航天日和国家扶贫日等发展成就型节日，展示发展成就与展望未来目标，共同构建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宏伟愿景。

回顾中华民族历史能够更好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益借鉴。国家作为历史素材筛选的主导者，并非让过去全部呈现，而是从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萃取出符合政治价值导向、支撑特定政治目标的叙事素材。建构型节日挑选哪些素材被唤醒、唤醒的时间以及采用何种方法唤醒，确保节日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频共振，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效手段。建构型节日虽然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内容，但认同国家主权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主线从未偏移，始终注重各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设的话语叙事，摒弃可能凸显单一民族或地域叙事的素材，避免形成局部优先的认知偏差，并拒绝割裂民族关联的碎片化内容，优先选择能体现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实践案例。例如，国庆庆典的成就展示板块，既会呈现汉族地区的科技成果，也会展示民族地区的脱贫攻坚成效，让民众感知各民族共同参与、共同创造的中华民族发展历程。国家公祭日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会特别提及各民族先烈，如蒙古族抗日英雄嘎达梅林、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等，将民族英雄纳入中华民族英雄群体的整体记忆，避免历史叙事的民族割裂。

（二）建构型节日的活动主体全民性强化中华民族成员的共同国民身份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实践活动，广泛涉及不同地域、民族、年龄、职业与文化背景的群体，因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建构型节日的全民性特征，恰好为其提供重要平台，在节日场景设计中将国民身份优先于民族身份，在弱化民族身份显性标识的同时，强化国民身份的共性表达，使中华民族这一高阶共同体身份置于认知核心，在建构型节日的庆祝活动中，让各族群众自然接纳中华民族成员的整体身份定位。参与主体的全民性首先体现在平等的参与资格上，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每个人都作为平等的公民享有普遍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建构型节日严格遵循现代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平等的核心原则，“各层身份主体被抽象为民族国家内部法律规定的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平等个体”，确保所有民族群体在节日参与权利、文化表达机会以及共同体价值认知的获取上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这既意味着边疆少数民族群体不会因地域阻隔或文化特性而被排除在外，也意味着没有任何群体被赋予超越普遍标准的参与特权。“所有人皆基于国民身份而享有基本的社会政治权利。”所有公民均无须经过身份筛选、资格审核，只需怀着对国家的认同，即可自主参与建构型节日活动。因而各族群众得以在节日活动中真切体验并确认自身作为共同体平等成员的主体身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坚实的公平性基础与认同支撑。

建构型节日的全民性特征决定其在活动设计上必须具备包容性，兼顾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生活场景和认知习惯。首先，建构型节日坚持文化适配，尊重不同民族的文化习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用蒙古语、藏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朝鲜语等多民族语言直播阅兵仪式与庆典活动。国家宪法日的普法宣传，各地印制民族语言版本的宪法读本，制作双语普法短视频，让不通晓汉语的少数民族群众也能理解节日传递的法治价值。其次，建构型节日坚持场景适配，尽力满足不同民族地域的参与条件。建构型节日会主动适应不同民族地域的现实条件，特别是在资源相对有限的边疆和欠发达民族地区，摒弃片面追求场面宏大、形式繁复的路径依赖，转而开发推广轻量化、低成本、易实施的活动形式，如社区小型主题展览、流动文化服务车进村寨、线上知识竞赛、简易升旗仪式等。最后，建构型节日坚持群体适配，贴合不同民族群体的认知习惯与信息接受偏好。如青少年群体活动的设计，超越民族习惯与偏好，强调互动性、趣味性与教育性的融合，着重开展主题互动游戏、情景剧、手绘创作等活动。

（三）建构型节日功能发挥的即时性与联动性汇聚多方情感能量

现代社会学认为，节日能够将个人组织为家庭，将家庭凝聚为国家，为社会个体互动提供必要平台。建构型节日主要采用集中和规模化的活动形式，因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呈现出更强的即时性和联动性。即时性指出建构型节日能在较短时间内快速激发全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共鸣与集体认同，源于节日活动中集体同步在场的体验。涂尔干（）认为在大型集会中，个体的情感会因群体的共同体验而放大或强化，产生集体欢腾。建构型节日活动中同步的仪式行为能激发各民族的情感共鸣，各族群众通过模仿、反馈、联想、表达等实际环节达到短暂的情感高潮，再经过年复一年的重复性操演转化为持久的归属感，使个体从世俗生活跃升至神圣领域，体会到共同体的力量与相关归属感。在各种纪念节日中各族群众会进行同步默哀、游行等活动，此时个体的悲伤转化为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伤痛，个体的愤怒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抗争精神，参与者能够真切感受到中华民族是命运共同体。

联动性体现在建构型节日能够调动政府、媒体、社会组织、民众等多元主体，联动边疆与内地、城市与乡村，形成多层级、网络化的协同行动结构，提升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整体性的认知。政府积极提供人员支持、政策引导、经费资助、场地协调等，搭建跨民族、跨地域的建构型节日活动框架，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目标。电视台、党报等官方媒体会对建构型节日活动进行全程报道，确保节日主题与价值理念的权威传递。民族文化团体、社区组织等作为中介纽带，联动不同民族的文化传承人、普通民众，将共同体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活动形式。国家民委等多个部门颁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团结创建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民族地区基层要利用重大时间节点和重要节庆日开展好仪式教育活动，激发各族青少年爱国热情和民族团结意识。各族群众在标准化的仪式操演、符号化的文化表达与大众化的互动参与中，反复体验并确认“我们都是中国人”的身份归属，逐渐强化“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认知。2024年国家宪法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提前确定重点宣传内容，中央网信办集中开展“尊宪崇法”网络法治宣传，举办全国网络法治宣传优秀案例推选活动，教育部举办第九届全国学生“学宪法讲宪法”活动全国总决赛，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共同参与、整体推进的宪法宣传教育格局。

（四）建构型节日的象征体系标准化提供统一的价值符号

根据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Anderson）的说法，国家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是各民族利用媒介想象形成的互相联结的意象。但是作为拥有生命实体的政治主体，国家需要在群众生活中创造可见性，从而实现从“想象”到“显现”的转变。国家在现实生活中以何种样式展现，又如何产生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国家是看不见的；在它被看见之前必须对之人格化，在它能被爱戴之前必须对之象征化，在它能被认知之前必须对之形象化。”建构型节日借助具体的象征符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得抽象的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在社会中日常化、具体化。象征总体指涉两个方面：一是指意义存在和表达的客观形态，即象征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二是象征所表达出来的意义，本质上构建出“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建构型节日的“能指”是公共活动广场、重要历史遗迹、纪念场馆、档案馆等实体空间象征，也包含符号、音频素材、政策宣讲、仪式行为等文化象征。而这些“能指”所指向的“所指”，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核心价值。

现代社会的稳定治理须依赖一套共享符号体系，当全国上下在同一时间以同一种方式使用同一种符号时，强大的统一感和秩序感便会油然而生。建构型节日始终以统一化、标准化的象征体系，将抽象的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可感知、可参与、可认同的符号实践，从根本上规避因各民族文化传统与审美习惯差异可能导致的意义流失或形式变异，进而实现国家意志统一的郑重宣告。在各民族地区的建构型节日中，象征体系的应用均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一是国家标志的规范使用。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标志的使用严格遵循法律标准，如：奏唱国歌时的旋律、歌词完全相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规定，“不得倒挂、倒插或者以其他有损国旗尊严的方式升挂、使用国旗”“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不得随意丢弃国旗”等。二是仪式流程应符合法定要求。节日仪式必须按照法定流程开展，如奏唱国歌时普通公民行注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军人行举手礼，确保仪式行为的规范性与严肃性。三是核心价值符号统一表达。节日活动中涉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团结等核心价值的符号与表述，均采用统一的口径，不因民族差异进行任何形式的调整或改编，保证核心价值传递的一致性。总之，建构型节日致力于在视觉、听觉、行为仪式乃至情感体验层面实现高度的标准化与同质性，这种统一性并非对民族文化差异的消解，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构建“最大共识”，让不同地域、民族的群众在共同节日中既能看到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存在，更能通过统一的象征符号感知“我们同属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最终在多维的符号互动中，深刻塑造并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知。

三、建构型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主要体现为三种理解路径：第一种是心理意识说，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个体或群体层面的心理认知过程；第二种是民族观说，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解为关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认知框架；第三种是国家认同说，界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面向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形态。探讨以建构型节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可参考这三种路径，分别从心理意识、民族观、国家认同的视角，探究其实践路径。

（一）传承和整合集体记忆，奠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认同基础

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审视，意识的生成与演进并非偶然，而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与社会历史实践深度交织的必然结果。从无机界的机械、物理、化学反应，到低等生物的刺激感应性，再到高等动物的感觉和心理，物质的反映形式在自然选择中逐步升级，最终演化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反映。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建设以及中华文化共同享有的意识，其培育需要在不同群体间构建共有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实践。王海洲认为记忆包括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各环节均渗透着权力对记忆的操控与再生产。建构型节日唤起集体记忆可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回忆群体政治史，解决“我们是谁”的身份问题，确认中华民族共同体是统一的国家；二是群体性记忆的再现，解决“我们为何要在一起”的情感问题，让共同体认同从理性认知升华为情感归属；三是挖掘符合当前实际的特殊记忆内容，解决“我们现在要做什么”的实践问题，联结历史与现实，让共同体目标转化为个体行动。在重构和固化阶段，建构型节日构建合法性和认同感，实现对于记忆的改造和共享，进行政治权力的自我辩护。在刻写阶段，建构型节日利用标准化仪式流程，如阅兵、升旗、献花等，规训参与者身体，使权力具象化。如烈士纪念日的献花仪式，要求各族参与者肃立、默哀、鞠躬，其间参与者身体动作的同步性强化着“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集体认知。

建构型节日承载着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已经成为各族群众的情感寄托和国家的文化象征，并在传承集体记忆方面表现出优于传统载体的特征。随着社会现实情况的发展变化，过去的记忆难免在不同程度上欠缺完整性和系统性，部分记忆需要重构来适应新的社会框架，由此，建构型节日传承集体记忆的重要功能价值得以彰显。当前社会现实已呈现出高速交通普及、数字经济渗透、跨区域人口流动频繁等显著特征，而传统村落集体记忆却仍依赖“口耳相传”“地方志记载”“民族志记录”等碎片化载体，零散分布于不同社群之中，二者之间的分隔与张力日益凸显。以各民族共同抗战的历史叙事为例，这类记忆过去常被封存于单一民族的史诗文本、地方博物馆的专题展陈或村寨老人的口述故事中，易被简化为单一民族抗战的片面记忆脚本。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抗战记忆，始终缺乏跨地域、跨族群的系统整合与相互印证，无法完整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真实，更难以回应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时代命题。

面对这种记忆滞后的困境，建构型节日进一步承担起记忆再生产的重要任务。譬如烈士纪念日当天，各民族地区开展纪念活动，统一的默哀仪式、同频的号角声、同款的和平鸽手势，将不同民族的哀悼动作升华为中华民族共同情感的集体操演，用身体力行的协作把“我”的家族史与“我们”的国族史联结起来。集体记忆的唤醒绝非对过往的机械复述或浅层重现，而是延续着群体认知的历史脉络与核心内核，又深度回应着特定时期的共时性时代需求，让记忆与当下社会语境形成呼应。因而建构型节日以整合集体记忆的前瞻性，为各民族与国家明晰“到哪里去”定位方向，聚焦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发展实践与未来目标，在呈现各民族为复兴做出贡献的同时，强化共同体的归属感与责任感。这种整合并非割裂历史，而是以发展目标为脉络，筛选、重组与实践相关的过往库存。如中国航天日、中国农民丰收节中褒扬的“两弹一星”精神和中华民族五千余年农耕智慧，与当代载人航天工程、现代农业科技应用等相结合，最终形成从历史积淀到未来前行的记忆链条。

（二）树立正确民族观，夯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树立，是代表全民族伟大复兴的整体利益，体现各民族繁荣发展的根本诉求，是一种正确的、理想的民族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礼记·中庸》），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难免会形成不同的文化、语言、风俗习惯等，求同存异的价值意识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重要。有效实现多元与一体的和谐统一格局，关键在于深刻理解并准确把握多元性与整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中华民族宏大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一体”象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体性与统一性，而“多元”则代表着各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及价值观念的丰富多样性。一体包括多元，多元离不开一体，一体也离不开多元，一体是主线，多元是动力与要素。两者的有机融合不仅有助于构建正确的民族观，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情感交融与心灵相通，还能够为中华民族的发展注入强大的内在动力，维护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

第一，建构型节日促进民族平等与团结观的树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坚定主张各民族间应相互平等扶持，强调个体无论民族归属，均应受到平等对待，明确排斥任何民族优越论的偏见。恩格斯强调平等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应当是实际的且在社会、经济领域中实行的。建构型节日的组织与仪式环节，始终坚持多民族均衡参与的原则，让各民族均能以平等身份参与核心流程，夯实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基。国家级节日活动的代表方阵，会根据各民族的人口比例与地域分布，合理设置汉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等多民族代表席位，且代表的选取会兼顾不同职业，确保每个民族的不同群体都有发声机会。与此同时，建构型节日明确将尊重差异、增进共性作为重要原则，鼓励各民族地区在坚持国家统一主题和核心价值导向的前提下，促进建构型节日内容的在地化、特色化发展，将民族特色汇聚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共性，坚决反对脱离实际、照搬照抄现象。这种“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节日呈现，本质是对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文化确认，让平等成为可看见、可体验的事实。

第二，建构型节日促进正确的民族与国家关系观的树立。现代民族观主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统一，56个民族共同缔造、共同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是各民族最高利益，反对民族分裂主义，该观念从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中汲取历史养分。中华民族认同实现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性跨越，其重要原因正是“大一统”思想对国民意识形态的长期塑造。当西方列强入侵，国家面临分裂危机时，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成为凝聚各民族共同抵御外侮意识的精神旗帜，各民族在共同行动中，清晰认识到自身命运与国家命运、中华民族命运深度关联，最终推动中华民族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转变为主动认同的共同体。建构型节日把“大一统”思想的历史根基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代愿景结合起来，利用具象化的文化实践消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潜在张力。从符号整合维度看，中国航天日把蒙古族的星空崇拜、壮族的“铜鼓飞天”图腾、汉族的“嫦娥奔月”神话凝聚为“中华民族问天”的集体梦想，既尊重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又将其升华为服务国家航天事业、彰显民族共同追求的精神资源。从利益关联维度看，国家扶贫日把独龙族整族脱贫、毛南族整族小康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放在同一根时间轴，显示了“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的国家承诺。总的来说，建构型节日使各民族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国家统一、领土完整，个人的幸福与民族的繁荣才具备可持续的政治前提。

（三）提升国家认同自觉，推动各族群众融入节日公共生活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认同的一种呈现形态。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出发，深入解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的深厚内涵，能够帮助各民族群体建立起正确的国家观念、公民观念与法治观念，进而准确把握公民身份与民族成员身份之间的联系、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国家认同作为国民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国家存续与发展的关键纽带，体现为主体对国族身份的确认，包括国民对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以及国家主权等的认可和接受。现实生活中选择“过什么节”“如何过节”以及“和谁共同过节”，都是参与者对文化身份和政治身份的确认。因而建构型节日在帮助参与者确认国族身份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当个体选择庆祝特定的建构型节日时，其行为已超越简单的文化习俗遵循，实质上是对国家归属感和认同度的公开表达和展现。例如，国庆节作为国家最重要的建构型节日之一，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很少有人会同时参加两个国家及以上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即便拥有多重国籍，个人的身份认同通常更为偏向某一个国家或文化背景。尤其是在情感层面上，人们往往会优先选择与其主要身份认同相符的国庆庆祝活动，这时节日的政治属性便超越文化属性，促使个体作出非此即彼的国别立场选择。

建构型节日作为软控制的社会规范，将硬性意识形态灌输转为柔性文化编码过程，促使文化认同转化为合法性资源。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为“礼俗社会”，“礼俗互动”是国家政治设计和社会整体运行的重要基础，展现出民间习俗节日对于国家制度的强化与反哺，进而促进“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国家认同。在现代社会中，建构型节日也常充当中介调和制度规范与社会民众，借助群众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意志和社会贯通，通过仪式操演、符号编码与意义再生产构建起多维度的政治社会化网络，将不同的群体利益或文化元素纳入国家政治秩序，鼓励各族群众聚集起来，亲身体验集体的力量和意义。每年建构型节日在固定的时间重复再现，持续呈现相似主题与场景，唤醒并强化民众记忆和情感，其中的游行、歌舞活动、庆典、旗帜和热烈氛围都造成极致的渲染效果，更容易打动参与者。国庆节利用阅兵仪式、群众游行、升旗典礼、红色色彩、领袖形象以及“我与国旗合个影”活动等象征要素，隐喻地表达和塑造着国家形象和权威秩序，通过时空重复固化着“国庆节—国家认同”关联。

节日是教育的补充，甚至是替代物。设立节日的最终目的在于社会教育和社会融合，因而建构型节日不仅是文化传承的载体，也是进行国民认同教育的有效途径。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挖掘各种重要节庆日、纪念日蕴藏的丰富教育资源”。2017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强调“利用学雷锋纪念日、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七七抗战纪念日等主题日，设计开展相关主题教育活动”。建构型节日作为教育活动的时间容器，巧妙地将历史纵深、文化基因与价值追求熔铸于特定时间节点，为爱国主义教育、文化传承和价值观培育提供理想时刻，使相关主体能够精准把握教育议题切入的黄金时刻，既避免了内容安排的随意性，也确保了教育节奏的庄重性，成为传递国家认同的天然课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国家会选择具有特定意义的日期开展主题教育，利用时间焦点效应放大教育效果，使教育活动事半功倍。在国家公祭日强调历史不容篡改，在国庆节宣传中国式现代化，在建党节阐释伟大建党精神，在劳动节致敬平凡英雄，都是建构型节日致力于构建各族群众国家认同的教育进路。

四、结束语

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审视，建构型节日之所以能够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在于其以国家权力为中介，把物质、实践、意识的辩证链条显性化、仪式化、日常化。因而真正具有生命力的建构型节日，往往展现出国家意志与民间诉求的深层次互动，即国家作为制度设计者主导核心价值，各族群众基于对节日的创造性参与和反馈，回应政治动员与社会治理的需求。建构型节日的发展实践也深刻折射出国家现代化的深层逻辑。建构型节日依托符号、仪式、活动和时空再造实现治理逻辑的象征化转化，而文化传统的创新性阐释和当代节庆的适应性创设，既表现治理主体对文化符码的策略性调度，又彰显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有机生长。值得注意的是，建构型节日虽立足集体性与公共性构建全民参与基础，但众多群体尤其是青年群体对待建构型节日的心态已发生明显转变，不再倾向于让节日承载过多的纪念意义与文化内涵。建构型节日应持续加强回应时代需求的能力，主动吸纳各民族文化中的优秀元素，将共同体理念转化为更具吸引力的内容，使各族群众自觉地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播者与践行者。

原文发表于《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6期（第91—98页），推送时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如需引用或转载，请以原文为准，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