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利益与情感：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

作者简介：高榕蔚，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治理。董红，女，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摘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要服务于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要求。从组织、利益与情感三重维度分析，发现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相契合：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能有效促进乡村联建联治和资源整合；以利益联结为基础，能有效促进乡村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以情感归属为纽带，能有效提升乡村社会公共精神和情感认同。基于贵州省H镇的实证案例，进一步探究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H镇通过党建联合化，构建组织共同体，助推乡村组织振兴；通过产业一体化，构建利益共同体，助推乡村产业融合与生态振兴；通过资源在地化，构建情感共同体，助推乡村人才回流与文化振兴。

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自2021年以来，连续四年中央一号文件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主题，提倡对“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的学习和运用，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强调了要始终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持续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强化基层党组织决策参谋、统筹协调、政策指导、推动落实等职能;巩固提升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提高脱贫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发挥生态屏障功能; 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把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结合起来，赋予中华农耕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支持培养本土紧缺人才，培育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创业带头人。在此背景下，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共建共治共享提升到制度建设的层面，进一步强调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性。基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要求，乡村社会如何通过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以促进政策势能向治理效能转换，最终实现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全面振兴是文章尝试回答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早期家庭关系的扩大和延续。最早的“共同体”可以追溯到人类社会早期，指以氏族、部落、家庭、民族为主要关系纽带的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称这种共同体为“自然的共同体”。滕尼斯将亲密的、隐蔽的、排他性的共同生活形式作为共同体定义的出发点，他认为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处于一个血缘、地缘和精神情感因素相互交织的共同体中，这一共同体对人的影响是持续且深入灵魂的。马克思和滕尼斯对于共同体的定义不可避免地带有一种怀旧姿态，批判当前，惋惜传统共同体的消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共同体并没有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消失殆尽，而是被越来越细化的分类身份所取代,成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体与社会的关系不再是一种完全割裂的形态，而是成为社会的一部分,或者成为社会的剩余类别。

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自然地存在一种以“乡土”为根基，情感相依、守望相助的共同体。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快速推进，传统地方性的治理共同体显然难以抵抗市场化力量的冲击。农村人口大量进城，乡村社会在地理空间、人口结构和经济资源三个维度上呈现出“空心化”趋势,造成乡村社会传统伦理价值和凝聚力下降、权威关系弱化和公共精神式微。乡村振兴背景下，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必然带来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局面，乡村社会的主要任务转变为利用下乡资源提升其“统”的能力。这就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构建一种包容性的新型乡村治理共同体。

当前，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离不开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支撑，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需要治理共同体的推动。田毅鹏认为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在于要建立以组织为核心的政社联结，以村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利益联结，以熟人社会为核心的关系联结。换言之，乡村振兴的现实要求在于通过组织化、利益联结和价值共识，激活村庄内生动力。由此可见，治理共同体的建设目标与乡村振兴的现实要求相契合，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共同体能够建立起与社会之间更大的关联,以推进乡村振兴落地见效。赵晓峰提出建设治理共同体要以优化协商共治机制、打造利益共享机制、凝聚多元主体治理共识为出发点，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保障。李敢、刘祖云、杨美勤、陈荣卓等分别从经济共同体、情感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组织共同体的视角出发对治理共同体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和作用机制进行了阐释。

学界关于治理共同体和乡村振兴的研究成果丰硕，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综合来看，相关研究多立足于社会整体视角，阐释如何借助乡村振兴各类资源和政策势能重构治理共同体，而缺少对具体案例的精细解剖来系统分析治理共同体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方面的实践经验。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关于治理共同体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如何发挥治理共同体的作用，以提升乡村组织化程度，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激活乡村社会内生动力，以回应新时期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时代要求，是当前应该思考与讨论的重点。基于此，通过对贵州省H镇实证案例的分析，探究治理共同体如何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如何通过利益联结机制调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以及如何通过资源的在地化转换提高人们对乡村社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为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组织、利益与情感：

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治理共同体的价值意涵与乡村振兴的时代要求相契合。从组织维度出发，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能够促进乡村联建联治和资源整合；从利益维度出发，治理共同体以利益联结为基础，能够促进乡村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从情感维度出发，治理共同体以情感归属为纽带，能够吸引农村社会人口回流和村庄公共精神的重建。

（一）组织之维：以党建引领为前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通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在“一核多元”的治理格局下，基层党组织是治理共同体的组织核心，通过发挥党建带群建的组织优势，提高治理共同体组织动员和沟通协调能力。

首先，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提升乡村社会组织动员和联建联治的能力。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事务日趋复杂化，多元主体参与农村治理的需求越来越强烈。以党建引领为前提的治理共同体具有统一行动能力，在带动村庄增强组织建设能力的同时，凝聚各方力量打破乡村社会“原子化”困境。促使多元治理主体有效回应群众需求，形成党建“掌舵”,自治组织“擂鼓”,各类社会组织“划船”的蓬勃景象。其次，治理共同体以党建引领为前提，促进乡村社会资源整合和合理分配。随着市场力量参与乡村治理的程度越来越深，农村经济发展越来越活跃，但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具有不可避免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仅仅依靠市场力量很难在乡村建设过程中实现资源有效整合和成果的合理分配。以党建引领为前提的治理共同体则能弥补市场力量的不足：其一，打通资源网络，促进横向整合。资源下乡是一种纵向的资源流动，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却在一定程度上因供需不协调而出现资源闲置或浪费的情况。以党建引领为前提的治理共同体作为一个一体化的党建组织，能有效整合共同体内部的闲置资源，实现资源的横向流动。其二，合理分配，兼顾公平。当前的乡村社会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我国中西部地区仍存在相当一部分发展底子薄的村庄和发展能力弱的村民。资本的逐利性必然无法实现成果的合理分配。以党建引领为前提的治理共同体能在其权力范围内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将集体经济收益用于村民福利改善、村庄公共事业以及生产资金储备,同时能有效兼顾弱势村和弱势群体的发展。

（二）利益之维：以利益联结为基础

2018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提出，要逐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健全联农带农机制，将农民分享增值收益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出发点，让农民分享到产业发展的增值收益，增强农民参与乡村建设的意愿。治理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各主体之间往往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联结机制提供了一种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的基础，促使各方达成共建、共治的意愿。

首先，治理共同体以利益联结为基础，促进各类资源聚合。利益关系是各个行动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利益联结机制将不同主体纳入同一个利益共同体中，促进了资金、技术、人才、土地等资源的聚合。当前，农业产业体系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资源匮乏，社会化服务提供不足，基础设施保障不够，导致农业产业链向前向后的延伸不够，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难以形成。利益联结机制为共同体的可持续发展和乡村建设提供了资源支撑，有助于发挥资源的集中配置优势和农业产业发展的规模效应，促使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其次，治理共同体以利益联结为基础，促进发展成果共享。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建设的广度和深度是前所未有的，包括政府、社会组织、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小农户等，需要通过利益联结机制来协调多元主体有序参与乡村建设。同时，这些主体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如果没有利益分配机制的调节，资源能力弱的主体将无法从发展成果中获利。利益联结机制的建立从制度层面规范了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提高了农业发展的包容性，保护了普通村民的发展利益，使小农户也能分享到农业发展的红利。

（三）情感之维：以情感归属为纽带

腾尼斯认为，地缘共同体中的人们因为有着一致的行动能力，在共有的生活意义上相互依赖，彼此协调，进而形成了精神共同体，这种精神共同体是一种真正属于人的最高级的共同体类型。其在乡土社会的表达即是一种结合了血缘、地缘关系，以亲情、友情为纽带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共同体以情感归属为纽带，有助于吸引农村社会人口回流和村庄公共精神的重建。

首先，治理共同体以情感归属为纽带，吸引农村社会人口回流。“人”是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的主体，长期以来农村人口流失和人才短缺是制约其发展的一大痛点。近年来，随着乡村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村留乡返乡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为治理共同体的重建提供了人才保障。与此同时，治理共同体的重建以积极回应村民发展需求为前提，解决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为留乡返乡人员提供就业培训，创造就业机会，让更多的村民愿意回乡且能在家乡实现增收致富。其次，治理共同体以情感归属为纽带，提升村庄公共精神。治理共同体内部往往共享同一套文化体系，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积累的经验、性格、道德准则、思维方式等一系列“共同领会”的精神,包括耕读传家的农耕文化、信仰体系、社区记忆、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等，都构成了人与人之间情感连接的纽带。继承和发扬乡村传统文化是建设形神兼备和美乡村的关键，治理共同体以情感归属为纽带，吸引村民主动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提升乡村社会公共精神。

三、案例描述

贵州省H镇地处渝黔湘三省交界处，山大沟深，交通不便，素有“七山两水一分田”的说法，山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业收入极其有限。全镇共辖13个村(社区)5047户20426人，土家族人口占总人口数的60%,原属于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地区，2020年以前，贫困人口4851人，贫困发生率为23.75%。当地传统农业产业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茶叶、果业、畜牧、林下经济四大类。但随着人口外流趋势逐年加剧，土地撂荒严重，茶园、果园大面积荒废，农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2014年以来，在中央、省、市、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H镇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群众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于2020年11月，全镇1373户4 851名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出列，9个贫困村全部脱贫摘帽。在此过程中，H镇通过组建联村党委，有效利用东西部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等各项帮扶资源，依托当地资源禀赋，积极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创建了以H镇农业生态示范园为代表的乡村振兴示范点，通过党建联合化构建组织共同体，通过产业一体化构建利益共同体，通过资源在地化构建情感共同体，综合带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一）党建联合化，构建组织共同体

在脱贫攻坚以前，H镇的人口外流非常严重，直接导致基层组织软弱涣散，“选人难”“班子弱”的问题异常突出。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使得村庄对接外部资源、协调社会组织能力不足，集体经济薄弱。为了解决村级组织软弱涣散带来的一系列发展难题，从2018年开始，H镇党委经过学习调研尝试创新基层组织形式，最终决定组建一个联村党委来实现片区联动发展。主要做法是，依托爱泉村原有的“桃花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保留村民自治主体不变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H镇生态果蔬委员会”。以爱泉村为发展中心，以地缘接近、产业相同为原则联合带动周边的川塘村、侯家村、桂山村、龙川社区共同发展。联村党委设党委书记1人，由镇党委副书记担任；设副书记1人，由爱泉村驻村第一书记担任；设党委委员5人，由5个村支部书记担任，下辖5个党支部，共有党员132名。H镇通过党建联合化，构建了一个组织共同体，设定了“组织联动，产业联抓，人才联通，五村联治”的目标，破除了基层党组织“小弱散”难题。

（二）产业一体化，构建利益共同体

爱泉村在H镇属于山区村庄，以山地为主，农业生产最大的局限就是土地石漠化严重。2013年，当地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果蔬专业合作社，在山上栽种了500亩花椒、500多亩柑橘和800多亩茶园。刚开始几年合作社效益较好，周围村庄的农户都看在眼里，纷纷效仿，将自家栽种了很多年的李子树、梨树砍掉，换成了花椒、柑橘和茶树。结果到产品上市时却出现价格下跌、产品卖不出去的情况。缺少统一规划的跟风式发展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们发现自己辛苦经营的果园收益还不如出去打工挣得多，于是效益不好的果园开始被撂荒。

2020年，在联村党委的统一规划下，以爱泉村原有的果蔬专业合作社为基础，五个联建村共同参与打造了桃花源农业生态示范园。以桃花源农业产业为基础，融合当地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将园区打造成集田园风光、休闲民宿、农耕体验、文化旅游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为了整体提升园区及周围环境水平，桃花源农业生态示范园建设遵循“四园同规划”的原则，围绕“山上林园、山中果园、山下田园、宜居家园”的建设目标，打造了一个宜居宜业、绿色休闲的生态旅游圈。为了加强园区管理，五个联建村共同成立了“桃花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园区管理运营，形成“一园带五村”的发展模式。通过农业生态示范园建设，统筹整合五个村的资源，使五个村的产业发展形成一体化布局，构建了一个五村联建的利益共同体。各村以各自的资源(林地、山地)和资金入股，农民以山地、资金、劳动力入股。采用“党建+公司+集体经济+农户”的发展模式，探索建立了“4321”利益联结机制(见图1)。在联村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农业生态示范园为总体框架，将企业当年纯利润分成四部分：40%作为全民分红资金，保证利益共享；30%用于滚动发展资金，保证园区正常运行；20%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当前主要用于资助“三类人员”(贫困老年人、重病人、残疾人)、防贫预警救助、公共服务建设和教育发展等；10%作为管理者报酬，提高管理热情。2021年，仅桃园就产桃40多万斤，产值330多万元，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近60万元、群众增收120余万元。

（三）资源在地化，构建情感共同体

为解决人口流失、人才短缺带来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H镇在规划建设桃花源农业生态示范园的同时，启动了“固巢养凤”人才在地化培养项目和“寻根故里”文化资源的本土化开发项目，构建了一个情感共同体。即按照当地人才需求，有针对性地为留乡返乡人员提供免费技能培训，让人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增强了村民对家乡的情感归属。在文化资源开发中，根据当地人对自己文化的理解，保留本土化特色，提升了人们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固巢养凤”人才在地化培养项目由联村党委书记负责，联系贵州省农科院和郑州果树研究所权威专家教授为村民开设果园规划、果树修剪、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园区管护等方面的课程。除此之外，根据留乡返乡人才需求，围绕种养技术、农业保险、办公软件、金融补贴等方面的知识进行了多次培训。平均每年培训技术人才50人次，“土专家”“田秀才”90人次，基层干部120人次，乡村振兴致富带头人100余人次。村民们通过培训掌握了专业知识，既可以进入农业生态示范园工作，也可以留在家乡发展自家的果园，技能培训让人们在家门口就业有了保障。桃花源农业生态示范园中有80%的就业人员为本地留乡返乡村民，其中包括为“三类人群”设置的公益岗位，保障其有稳定的就近就业机会。

农业生态示范园的文化项目规划没有请外面专业的规划团队，而是在联村党委的统一组织下，召集五个联建村的村干部和村民代表经过多次开会商讨，最后制定了以园区带动、农户协同的形式，打造“寻根故里”文化体验项目。包括绘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墙，弘扬公序良俗；修建少数民族文化长廊，用于宣传贵州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化，其中包括各少数民族的分布地、传统节庆、特色服装、饮食文化、舞蹈歌曲等，游客可以穿着少数民族服饰游园拍照，体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修建农耕文化体验馆，以文字、图片、视频、实物的形式展示当地传统农耕文化；修建文化广场，在节庆时邀请当地的非遗传承人表演传统乐器和当地土家族舞蹈。周围的农户以自家庭院为场所，开设特色民宿和农家乐，引导游客体验当地特色住宿文化和饮食文化。游客还可以从农户那里购买一些物美价廉的特色手工制品，无形中传播了当地特色文化。

四、治理共同体助力

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分两个阶段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长期的历史性任务，2035年乡村振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如何在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实践中既满足当前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现实需求，又能兼顾治理共同体发挥作用的长效机制，H镇的实证案例提供了一条实践路径：党建联合化形成组织共同体，有助于破除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发展难题；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建立，使区域之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增强了三产融合发展的能力，兼顾了农业产业发展同生态保护相结合的长远利益；人才资源的在地化培训和特色文化资源的本土化开发，凝聚了情感共同体，既解决了当前农业人才短缺的难题，又提升了人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从而达到人才的持续回流和文化资源可持续开发的良性循环，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长远目标储备了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一）以组织共同体助推乡村组织振兴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中重点强调了要逐步搭建起区域化党建平台，推行基层党组织联建共建。在当前治理背景下，各村资源禀赋差异较大，要实现区域统筹发展要面临不小的治理成本。党建联合化打造的组织共同体有助于破除基层党组织“小弱散”难题，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调动多元主体广泛参与乡村治理，科学构建各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为社会组织有序参与乡村治理搭建平台。

首先，组织共同体优化了基层党建单元，提升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由于村一级党组织资源能力有限，各村党组织之间横向交流机会少，很难实现资源的跨区域调配。H镇建立的联村党委是一种构建组织共同体的尝试，以产业发展为抓手，通过“组织联动，产业联抓，人才联通，五村联治”,带动各村党组织之间加强交流，提升联建联治的能力；其次，组织共同体为多方主体协同共治搭建了治理网络，提升了基层党组织统筹协调能力。其一，组织共同体缩短了镇村之间的治理半径，将乡村社会组织间的功能耦合，使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相融合，避免了治理主体之间的推诿扯皮，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其二，组织共同体能有效推动区域内资源共享和协同发展。H镇各村之间由于地理区位差异较大，山区村庄与平原地区相比明显处于发展劣势。组织共同体通过借助联村党委跨组织协调的优势，推动区域内部实现协同发展。其三，以党建联合化形成的组织共同体具有更广泛的政治权威，通过借助党建网络体系，能办好单个村想办而办不好的事情，解决单个村庄的行动困境，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有效提升了村庄公共品供给能力。组织共同体在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同时提升了基层党组织建设水平和统筹协调能力，有效助推乡村组织振兴。

（二）以利益共同体助推

乡村产业融合与生态振兴

利益共同体发挥作用的实质在于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凝聚多元主体力量，为乡村产业发展和生态振兴汇集多方资源。H镇依托各类资源支撑，积极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农业生态示范园为发展中心，将当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有机结合，走出了一条利益共同体助推乡村产业融合和生态振兴相结合的新路径。

首先，利益共同体汇集各方资源，促进产业融合和可持续发展。以农业产业发展为中心形成的利益联结机制，以股权关系和劳资关系为纽带，将政府治理有效、企业发展、村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联结在一起，使参与主体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其一，对当地政府来说，完成考核指标，推动乡村建设是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农业产业发展不仅是一个政绩上的亮点，更是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带动群众返乡就业的民生项目。因此，政府在这一共同体内处于主导地位，会引起足够重视，协调多方资源，积极支持和引导农业产业向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其二，企业是利益共同体持续发展的动力来源。其职责不仅在于做大农村社会的蛋糕，还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在带动农户、服务农户中发展壮大自己。其三，对于村集体来说，以集体资产、资金参股，获得收益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村集体就有资金储备用于提供村庄公共品供给和特殊群体的社会保障。其四，对于村民来说，利益共同体有助于将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解决小农户行动困境，为回应当前小农户连接大市场的治理需求提供了可能。村民以山林、土地、池塘、劳动力入股公司，不仅能在家门口获得工资性收入，也能在年底获得分红，公司和农业产业的发展情况直接关系着个体农民的利益，农民会更积极地参与乡村产业发展。利益共同体以产业发展为前提，通过利益联结机制将政府、社会组织、村集体、村民等各参与主体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实现了乡村社会关系的再联结。促使政府、村民、村干部、企业、市场之间以更积极主动的态度互动，从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其次，利益共同体能有效避免盲目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的建立，凝聚了各方利益关系，各利益主体在面对经济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重发展要求时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有助于形成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共识，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乡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点。对于子孙后代来说，绿色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构建了一个长远的利益共同体。农业产业的优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持续向好具有正面效应，不仅关乎这代人的利益，同样也是子孙后代的福利。因此，乡村社会的利益共同体并不是一个短期的、抽象的利益关系，而是一个可持续的、具体的行动方向，为助推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价值基础。

（三）以情感共同体助推

乡村人才回流与文化振兴

当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外流趋势依然明显，乡村社会“空心化”直接导致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主体缺失，阻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人”是连接各方要素的中介，是社会网络中的一个个结点。“人”的回归不仅指数量意义上的人口回流，更重要的是情感的凝聚和人心的团结。资源下乡背景下，乡村建设在多重政策和多方资金的支持下轰轰烈烈地进行着，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快速改善，公园、凉亭、文化广场一应俱全，唯独不见人影。“空心化”背后折射出的是乡村社会认同感缺失和情感激励的不足。情感共同体的构建寄托了人们的乡愁，强调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情感归属，为吸引乡村人才回流和文化振兴提供了情感价值。

首先，情感共同体增强了人们对家乡的情感认同，吸引乡村人才持续回流。愿意返回家乡的人员往往对乡村社会有着深厚的情感寄托和高度的价值认同，他们是未来乡村建设的主力军。要使这些留乡返乡人员能更加安心地留在家乡发展，实现“留得住、能致富”的发展目标，不仅要通过产业发展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也要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训。通过建立乡土人才库和人才孵化基地，根据本地产业发展需求制定科学的人才培训计划，从本地选培一批爱农村、懂技术的新农人。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模式，是让人们学到的技术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使人们能在乡村建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提高个人价值感和对村庄建设的成就感，进而吸引更多人口回流。其次，情感共同体吸引村民投身到文化建设中来，助推乡村文化振兴。一方面，情感共同体有助于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创造性，实现乡土文化的再生产。当前，文化资源的资本化运作趋势非常明显，导致了文化产业同质化和单一化，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文化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情感共同体内部共享同一套文化体系，人们对乡土文化有共通的情感，对乡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在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保留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情感共同体有助于发挥农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激活个体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支持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主动传承和保护优秀传统文化。乡村振兴既要塑型也要铸魂，物质文明要与精神文明协调推进，挖掘乡村多元文化价值，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样化、特色化的精神文化需要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动力来源。

五、结语

H镇通过党建联合化，形成强村带弱村的组织共同体，促进了乡村社会联建联治和资源整合，有效助推乡村组织振兴；通过产业一体化发展，形成利益共同体，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资源聚合和成果共享，助推了乡村产业融合和生态振兴；通过人才资源的在地化培训和文化资源的本土化开发，形成情感共同体，提升了乡村社会公共精神和情感认同，吸引乡村人才回流，助推乡村文化振兴。H镇从一个发展落后、人口流失严重的贫困镇华丽变身为乡村振兴示范镇，与其始终坚持党的领导、科学合理规划是分不开的，既是当地政府积极引导的结果，也是当地群众强烈建设家乡和致富愿望的直接表达。H镇的实践案例展现了治理共同体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生动样本，其典型做法和经验是值得推广的，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村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正处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五年过渡期，理清发展思路、转变发展模式是这一时期的重点工作。第一，发展思路要从提升发展水平转变为提升发展能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要求不仅强调“巩固”,更强调“拓展”。“巩固”是通过资源下乡，集中力量提升脱贫地区的总体发展水平，“拓展”则要求在现有的发展水平上，提升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二，发展模式要从资源“输入型”转变为资源“在地化”。资源输入型发展模式夯实了乡村发展基础，为推动乡村振兴提供了物质保障，但这一发展模式在调动农民积极性方面作用有限。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则更强调对本土资源的“在地化”转换能力。在此背景下，乡村治理共同体的组织联动能力、利益联结机制和情感纽带功能，有助于将乡村组织资源、特色产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农业人才资源和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全面振兴的巨大动力，从而提升乡村发展、建设和治理水平。因此，要认识到治理共同体与乡村全面振兴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乡村振兴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政策和资源的支持，治理共同体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重要途径。在未来的研究中，不仅要关注乡村振兴背景下治理共同体构建的逻辑和路径，更要重视治理共同体在助推乡村全面振兴中的价值和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