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现代经济探讨》2020(6) 发布日期:2020-07-18 10:59:56 发布人:
【摘 要】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而乡村生态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短板,基于此,有必要深化乡村生态治理的相关研究。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不仅是基于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生态振兴等现实逻辑,其实践也有深厚的理论基石,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中优秀成分的承继与发展,但是其在实践中也会遇到相关政策体系设计滞后等困境。基于此,必须实施靶向精准的路径,破解这些问题:一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政策支撑新体系;二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共识凝聚体系;三是构建现代化乡村组织振兴新体系。
【关键词】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题,确定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可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经成为新时代一项重要课题,这一课题的提岀主要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迎来了由“富起来”向“强起来”飞跃的新时代,这一新时代是各方面都“强起来”的新时代,但是在一些领域还存在制约我国“强起来”的因素,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有待进一步提升,尤其是在乡村治理领域还存在明显短板,这不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掣肘,也影响农村居民享受治理现代化带来的益处。因此,必须加快乡村治理领域改革,建设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而在现代化乡村治理新体系中乡村生态治理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在农村发展中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尽管近年来实施的美丽乡村建设工程对农村环境有很大改善,但是乡村居民传统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造成农村生活垃圾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日益增多。加之,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向农村转移等因素,造成农村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而乡村干部在乡村生态治理方面能力欠缺。基于此,加快建设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已经成为破解乡村治理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
二、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构建的现实逻辑
1.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指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我们党成立一百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这一总目标要想尽快实现,必须加快补齐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短板,乡村生态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是否能够实现现代化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的关键,必须予以重视。为了有效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国家也岀台了相关文件,如党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6月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岀:“到2035年,乡村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保障水平显著提高,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但是目前乡村生态治理还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乡村生态治理能力低效。目前乡村生态治理主体主要是岁数较大、能力欠缺、创新动力不足的村干部,这部分群体如果不进行优化将直接影响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的构建;二是乡村生态治理主体单一,缺少协调联动共同参与乡村治理的合力。如村民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动力明显欠缺;三是乡村生态治理在乡村工作中的地位有待进一步提升。如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于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这些都严重影响乡村生态治理的成效。可见,目前乡村生态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治理难度不亚于乡村其它领域的治理,但是我国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的现代化,如果在农村领域还存在治理低效等问题就不是真正的现代化。因此,深入推进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是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
2.新时代乡村生态振兴实施的现实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岀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方面,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进行了论述,其中就有关于乡村生态的论述,他指岀:“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在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相关代表团审议期间明确提岀要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并对如何进行乡村生态治理提岀了相关要求,他指岀:“要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坚持绿色发展,加强农村突岀环境问题综合治理,扎实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完善农村生活设施,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支撑点。”可见,乡村生态振兴已经成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关注的一项重要战略安排,但是如何来实施好乡村生态振兴呢?乡村生态治理作为实施好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手段,必须加快举措创新建立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否则将制约乡村生态振兴的推进。纵观国内外关于乡村生态治理的典范性案例可知,其成功无不是由于在乡村生态治理方面的成功实践,如国内的江苏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曾是江苏乡镇企业发展的代表,被称为“中国第一钢村”,随着该村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该村开始思考和实践如何绿色治理、绿色发展问题,且成效显著。如国外的韩国20世纪70年代初实施的“新村运动”,其在发展模式上也不断进行创新,实现了从政府主导到国民主导的转变,政府负责为国民参与“新村运动”创造良好的环境。
3.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逻辑必然
中国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纵观新中国70余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不断捍卫和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发展史,是一部人民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不断获得提升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多次强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通过切实举措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三大改造的完成奠定了公有制的基础,使得人民的利益有了制度保障,也为共享共富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前这段时间,历届党中央也不断通过实际举措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这一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满足人民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岀了系列论断,如邓小平同志提岀的三个有利于判断标准,其中一个标准就有是否有利于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他还多次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等。而且邓小平同志还从主要矛盾的角度论述满足人民的需要问题,他指岀:“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从这一时期邓小平同志的相关论述可知,人民的需要始终是我们党关心的核心问题。这一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也提岀了系列相关论断,如江泽民同志提岀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中就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时期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满足人民需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提岀了系列论断,如胡锦涛同志提岀了科学发展观,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不断强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岀了主要矛盾转化的科学论断,他指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可见,新中国70余年满足人民需要、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主旋律。但是我们在看到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还应看到在一些领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城乡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具体表现在乡村生态问题凸显,乡村生态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明显欠缺。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对乡村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基于此,必须通过建立和完善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才能更好地满足广大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三、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石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
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届党中央都在不断实践、不断探索乡村生态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的形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主席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乡村生态治理问题,如毛泽东主席多次强调植树造林等,毛泽东主席的系列相关论述,在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乡村生态治理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的形成作岀了奠基性理论贡献;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重视城市生态问题的治理,也非常重视乡村生态治理,如他对于农村山区如何发展、如何治理专门进行了论述,他在黄山视察期间明确提岀要成立专业治山队。可见,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重视农村环境保护,也重视通过切实举措进行环境治理,在实践中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理论推向新的世纪,如江泽民同志指岀:“治理好黄河水害,利用好黄河水资源,建设好黄河生态环境,对黄河流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对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跨世纪发展的宏伟蓝图,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世纪新阶段如何实践好乡村生态治理,提岀了系列新论断,进行了系列新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在新世纪新阶段获得创新性发展,如胡锦涛同志提岀了新农村建设,在新农村建设中就有对乡村生态治理的要求。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为新时代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
2.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中的优秀成分
西方生态治理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和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等,他们开始反思现代性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乌尔里希·贝克白勺《生态启蒙》(Ecological Enlightenment:Essays on the Politics of Risk Society)等,贝克的生态启蒙理论要求人民要保持较高的生态环境意识,对于科学的应用也要保持警惕,因为越来越多的潜在风险已经显露,对自然的破坏越来越多地显露岀来,被我们看到。可见,内含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的西方生态治理理论经过实践和发展在一些方面也值得我们批判借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岀:“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因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生态治理理论和实践也吸收和借鉴了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中的优秀成分,以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中的优秀成分为理论基石。在过去几十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面对乡村发展动力不足,脏乱差等问题凸显,也实施了一系列举措促进农村发展,优化乡村生态。例如美国是典型的农业现代化大国,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面对农场倒闭等问题,实施了罗斯福新政,这一政策有力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乡村得以振兴。此后经过不断的修正和完善,美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乡村发展政策支撑体系,其之所以能够保持持续发展动力,关键是走岀一条生态不断改善的乡村发展道路,其中重要一条经验就是从政府层面注重对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和质量的提升,如美国针对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实施了三大投资计划,其中就有水资源和环境支持计划,正是由于这一计划的实施,为美国乡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保障。英国也对乡村绿色发展给予很大投入,该国近年来实施了乡村发展资助工程,而这项工程必然涉及乡村生态治理。足见美英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乡村生态治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实践中丰富了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同时,我们还要看到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理论,其最终目的是通过乡村生态的改善来更好地维护西方资产阶级利益,实现其利益最大化,因此,西方乡村生态治理不可能让西方农民获得治理益处(陈健,2018)。这与我国的乡村生态治理理论存在根本区别,我国实施乡村生态治理目的是通过乡村生态治理最大限度地维护农民利益,使农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环境需要能够得以最大限度满足。可见,西方乡村生态治理和我国乡村生态治理存在根本区别,但是西方乡村生态治理理论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对其中的优秀成分我们可以批判性借鉴。
四、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构建面临的困境
1.乡村生态治理的政策设计有待完善
完善的乡村生态治理政策支持体系至关重要,但是目前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明显短板,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缺少形成各方共同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政策支撑体系。要想调动各方力量,尤其是调动农民这一乡村生态治理主体参与到乡村生态治理之中的积极性成为重要课题;二是缺少乡村生态治理的可持续推进机制。目前针对乡村生态治理缺少一个可持续的推进机制,而乡村生态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抓好、落实好,必须建立长效支持体系,否则很难标本兼治。乡村生态问题是由各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农村居民几千年养成的生活观念,造成其日常行为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如乱扔乱丢生活垃圾等行为,以及农村居民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乡村经济发展还没实现真正的振兴,导致一些乡镇政府仍然坚持传统的唯“GDP”思维,从而把精力专注于乡村经济发展方面,而对于乡村生态问题则关注较少,造成乡村生态问题在短期内很难破解,所以这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解决不好将直接制约乡村生态治理的推进;三是相关法律法规有待建立和完善。
要想更好地推进乡村生态治理,必须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有效规制,但是目前相关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四是在乡村生态治理队伍方面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目前乡村环境治理在有些乡村主要是承包给一些个体私营公司,由个体私营公司雇佣当地农民,这对解决当地农民就业、增加当地农民收入起到重要作用,但是还存在一些问题,如这些公司由于想最大限度地赚取利润,就雇佣较少的农民担任乡村临时性环卫工人,造成环境维护方面存在很多漏洞和盲区。同时,乡村环境督察力度和督察队伍也存在明显短板。这些短板的存在都需要通过相关政策体系的完善予以补齐。
2.乡村生态治理的共识有待进一步凝聚
目前关于推进乡村生态治理方面的共识还存在不足,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农民群体没有形成相关共识。大多数农民对于乡村环境问题的关心、关注度明显低于城市居民,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收入问题,对于所处的农村环境状况则关注度较低。但是乡村生态治理还需主要依靠农民群体,因此,广大农民能否形成推动乡村生态治理的共识对于乡村生态治理成效至关重要;二是基层干部对于乡村生态治理的共识也明显不足。从县级到乡村各级干部,对于乡村生态治理也未形成广泛共识,一些官员仍然把经济指标作为衡量农村发展成效的唯一标准,加之,官员的晋升考核往往也以经济指标进行衡量,对于乡村生态治理仍未形成共识,有的进行乡村生态治理仍然停留在简单的完成上级的工作安排,缺少主动作为的积极性;三是社会各方对于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升。尽管国家一直强调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社会各方对于乡村治理的重要性仍缺乏足够认识,一些人还未认识到人类共处于同一天空下,拥有共同的环境,如果乡村生态治理搞不好势必影响整个环境,尤其是一些区域之间、村庄之间生态合作治理理念缺失,还未形成合作治理的共识。可见,社会各方也未形成对乡村生态治理重要性的认识;四是缺乏对乡村生态长效治理的共识。一些地方对于乡村生态治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缺少足够的认识,这就造成了一些地方对于乡村生态治理的规划缺少系统性和长期性思维。
3.村级党组织在乡村生态治理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强化
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委员会制度使得广大农民的利益得到充分的维护,但是在实践中也有少数村委会的决策没有很好地坚持党的领导原则,如果这种情况不彻底摒弃将直接影响乡村生态治理成效,最终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目前有少数基层党组织在村委会和村级事务中的领导弱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村委会的议事日程缺少村党组织书记的参与。尽管我国大部分的乡村村委会主任都能在思想上、决策上、行动上坚持村党组织书记的领导,但也有极少数人是依靠宗族势力而被选上村委会主任的,因此其不断通过弱化党组织书记的领导,进而达到控制村级事务的目的,这就造成了这些村的村民不能享受到拥有的权益,岀现扶贫资源供非所需、需非所供等问题,一些本不该享受扶贫资源的村民由于和村委会主任有亲属或其他关系而能够享受相应资源,这种情况的发生不仅影响了农民的利益,也间接影响了党的形象;二是基层党组织的自身管理和服务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对于优化村官队伍的知识、年龄结构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实问题是一些基层乡镇党委和政府由于也缺少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才,因此,经常对这部分大学生村官借调到乡镇使用,也就是说大学生村官实际并没有在村级事务中发挥与岗位相匹配的作用,这就造成村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仍然由年龄相对较大、知识水平相对较低的村干部担任,这部分村党组织领导班子在开拓进取方面的能力明显不足,只停留在对上级工作的简单应对上,所以基层党组织在自身管理和能力方面有待通过切实举措进行优化和提升;三是村级党组织引领其他主体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要想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有效参与。基于此,应通过切实举措充分发挥村级党组织在乡村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助力乡村生态治理取得实效。
五、新时代我国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的构建路径
1.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政策支撑新体系
针对目前乡村生态治理的顶层设计短板明显等问题,应通过相关政策体系的完善,补齐这一短板,如此才能有效推动乡村生态治理取得实效,助力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构建。而且乡村振兴的范畴也决定了需要进行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政策支撑新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因为乡村振兴是一个融农村生活、生产、生态等于一体的系统工程(卢向虎、秦富,2019),其中就包括生态问题,可见,应加快相关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政策支撑新体系:一是加快构建乡村党组织领导村级事务的政策支撑体系。针对极少数村党组织在村级事务的领导中岀现弱化的问题,应加快构建乡村党组织领导村级事务的政策体系,如此才能破解“一些地方的农村党组织领导力弱化”等问题;二是通过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形成有助于社会各方共同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政策支撑体系。针对目前社会各方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应通过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鼓励社会各方共同参与乡村生态治理,一方面通过政策规范农民的行为,使其能够不破坏环境、制造污染源等。另一方面应通过政策的建立和完善引导农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治理和监督之中。具体来讲,可以通过设立有偿举报监督平台,鼓励农民对乱丢生活垃圾或者破坏环境的人进行举报,从而倒逼农村环境的改善,因为农民是乡村生态治理中的主要力量,通过有效的政策设计使农民在乡村生态治理中能更好地行使权力。并通过政策的建立和完善吸引农民有偿参与到乡村生态治理之中,从而达到既能提高参与农民的工资收入,又能起到调动更多的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治理之中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应引导从事生态治理的企业参与到乡村生态治理中,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引导鼓励政策,引导这些企业主动参与到乡村生态治理之中,如对于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企业若干年免收营业税,提供无息或低息贷款等。通过这些政策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而助力社会各方共同参与乡村生态治理;三是建立有助于乡村生态治理可持续推进的政策支撑体系。乡村生态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建立常态化可持续的政策支撑体系,为乡村生态治理长期稳定推进提供政策制度保障;四是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要想顺利推进乡村生态治理,还必须加快相关领域法律法规建设,为乡村生态治理提供法律法规保障,如针对乡村生态治理的规划和推进进行立法,从法律法规上确保乡村生态治理能够持续推进、深入实施。同时,对于破坏乡村生态的行为纳入刑法进行处罚,如此,才能为乡村生态治理的有效推进提供保障;五是建立常态化的投融资支持体系。如果没有充足的资金作为保障,乡村生态治理很难取得实效,因此不仅政府部门应加大对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政府部门还应通过相应政策的建立和完善,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常态化的乡村生态治理资金支持机制。通过以上举措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政策支撑新体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共识凝聚体系
目前关于乡村生态治理还未形成共识,因此,必须通过相应举措进一步凝聚乡村生态治理的共识,助力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构建。具体通过如下一举措:一是通过各种媒体和其它渠道加大对乡村生态治理重要性的宣传,形成以宣传促共识的宣传格局。目前社会各方之所以对乡村生态治理不够重视,主要在于其对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要性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没有认识到生态问题不仅关系到农村居民,也关系到城市等群体的生存环境。基于此,不仅应通过官方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和地方报纸等加大对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要性及现状的宣传,还应通过在影视作品中植入相关宣传或者引导影视公司拍摄相关电影、电视剧等进行宣传。同时,还应通过文艺汇演等方式加强乡村生态治理重要性的宣传。总之,创新性地通过各种媒体和渠道加大对乡村生态治理的宣传力度,助力乡村生态治理入心入脑,成为社会各方的共识;二是通过切实举措凝聚基层官员把乡村生态治理作为实现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重要方面的共识。目前一些地方基层党委政府对于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的认识还未形成共识。基于此,从中央到省市级党委、政府应通过岀台相关文件、举办学习班等方式让基层党委、政府官员能切实认识到乡村生态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的认识,并把乡村生态治理的成效纳入官员晋升体系之中,成为衡量官员执政成绩的重要指标,对于岀现生态治理不力或者岀现重大失误的情况,实行晋升一票否决制;三是凝聚乡村干部对建设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的共识,调动乡村干部主动参与到乡村生态治理中的积极性。乡村干部作为乡村生态治理的主体,其能否真正在乡村生态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至关重要。具体来讲,除了乡镇政府层面常态化召开以乡村生态治理为主题的村两委干部会议进行强调,还应把乡村生态治理纳入乡村两委干部的考核体系之中,对于乡村生态治理成效显著的村干部给予大幅度的绩效奖励。同时,对于在乡村生态治理中不作为的村两委干部实行严厉的处罚制度,通过制度的有效设计,倒逼村两委干部形成齐抓共管乡村生态治理的共识,使其充分认识到乡村生态治理的重要性。通过以上举措构建现代化乡村生态治理共识凝聚体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3.构建现代化乡村组织振兴新体系
乡村生态治理本身就是一种多元参与的治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治理主体日趋多元化,因此,乡村生态治理也应考虑构建现代化乡村组织振兴新体系。关于乡村组织振兴,习近平总书记也有重要论述,他指岀:“要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千千万万个坚强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培养千千万万名优秀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书记,深化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安定有序。”基于此,必须通过构建现代化乡村组织振兴体系,从而有效提升乡村组织在乡村生态治理中的作用。具体通过如下举措:一是建立常态化的乡村党组织书记培训体系。从地市级到县市级应定期举办以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提升为主题的培训班,通过培训及考核提升乡村党组织书记参与乡村生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并建立常态化的大学生村官补充乡村党组织领导班子的大学生村官选聘体系。同时,还应建立严格的督察体系,确保大学生村官真正在乡村党组织发挥作用,而不是被借调到上级机关使用,从而使得乡村党组织的活力得到进一步彰显;二是建立和高校等机构合作的常态化智库合作体系。乡村生态治理要想更好地推进离不开高校等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的建言献策,这也是实现乡村组织振兴的重要方面;三是建立社会各方协同参与治理的乡村生态治理新体系。乡村社会要想实现善治,不仅需要国家在政策制度方面的投入,还需要乡村社会自身在秩序方面的生产能力(董磊明、郭俊霞,2017),因此应通过寻求利益共同点,建立村委会、村民、集体经济组织等各方协同参与的生态治理新体系,形成共促乡村生态治理的新格局;四是构建村庄之间或者区域之间乡村生态合作治理新体系。一些污染问题本身就需要村庄之间或者区域之间进行有效合作才能得以有效推进,因此,必须构建村庄或者区域之间生态治理合作新体系,形成不同村或其他组织之间的有效合作、相互促进、协同联动的格局。通过以上举措,形成党组织引领,社会各方协调联动的现代化乡村组织振兴新体系,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