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是一座大厦。要构建这样一座大厦，需要从概念着手。人类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抽象出来，加以概括，作为自我认知意识的一种表达，由此形成一定的概念——它通常用单词或者短语加以表达。通过概念对事物进行定义，形成其内涵与外延，就使得杂乱无章的事物清晰化、条理化。因此，概念是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构建人类知识大厦的基石”。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进行学术创新，当从概念入手，包括解构与建构，双管齐下。

一、概念并非永恒，解构必不可少

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概念的建构，形成一套能够传播的知识体系。人类的认识与其他领域一样，都遵循着“先占原则”，即某些人由于对事物的认识在先，通过概念对事物加以定义，并能够广泛传播，就会形成“先入为主”的认识，获得话语权。后人在接受这些概念时，自觉不自觉地会进入其相应的思维通道，形成格式化、规范化的思维。这就是思想意识的力量。

中国很早就形成对人类社会的认识，但受农耕文明的经验思维影响，缺乏一个由清晰的概念和知识体系构成的社会科学，许多论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社会科学由西方兴起，在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创造了大量的概念，并形成了系统的知识体系，体现了知识生产的“先占”法则。梁启超认为：“大抵西人之著述，必先就其主题立一界说，下一定义，然后循定义以纵说之，横说之。”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不得不向西方社会科学学习，也是深受其影响的重要原因。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人类知识体系的一部分，离开了这些概念，社会科学就没有了立足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需要永远保持学习的心态。

但是，任何概念都有其局限性。人类的认识没有穷尽，因此，没有永恒的概念，只有永远的讨论。“我们既要立足本国实际，又要开门搞研究。对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我们应该吸收借鉴，但不能把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不能企图用一种模式来改造整个世界，否则就容易滑入机械论的泥坑。……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全方位开放格局下，引进了大量新知识、新概念和新理论，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是，由于“先占原则”的作用，使得我们对外来的理论更多的是学习，而少有批判；对外来的概念更多的是接受，而少有解构，由此出现将一种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当成“唯一准则”的现象。这种新的教条主义自然会束缚中国学者的原创力。

要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除了学习与接受，还要有分析、有鉴别，进行学理性批判。在相当长时间，人们对外国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批判的态度，批判的武器更多的是“武器的批判”。这种批判很难有效，甚至适得其反，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又会发生变化。当下，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的分析、鉴别，主要应是学理性批判，其中包括对流行甚久的概念的解构。

解构是一种分解，发现概念的适用性和弱点。任何概念都非完美无缺，只有通过深入其内部进行辨析，才能有所发现，从而对原有概念加以补充、扩展，当然也可能是颠覆。

“东方专制主义”是西方人对东方包括中国政治的定义，影响甚大。实际上，专制主义作为一种政体，是一种久远的政治历史现象，在世界政治史上普遍存在。由于时空的错置，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民主政治之后，专制主义政体在东方社会还存续着。与人民主权的民主主义相比，专制主义在正当性方面处于低位。西方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在“专制主义”之前冠以“东方”，造就“西方自由和东方专制”的框架，并形成思维定式。其集大成者是美国学者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部头著作。毫无疑问，魏特夫的著作下了很大功夫，特别是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论述。但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并非无懈可击，甚至有致命的缺陷。他的论述基础是把东方国家定义为“水利社会”，因为干旱，国家规模大，需要由政府而不是当事人来组织、兴办和管理水利公共工程。政府依靠暴力强制获得税赋，并兴办公共工程，这种暴力强制产生的是奴役关系。如果从解构的角度看，魏特夫的论断至少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东方国家并不都是干旱地区，特别是中国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稻产区。稻作地区主要依靠的是当事人的自愿联合进行水利治理，政府在这类区域是“悬浮式”的外在权力。二是在非“水利社会”，同样会产生专制主义。如俄国的专制主义有着很深厚的历史基础，但俄国并非“水利社会”。因此，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概念只是对传统东方政治的部分概括，不能作为理解东方政治的“唯一准则”。

二、概念创造不足建构势所必然

解构是学术创新的重要一步，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新的概念，形成概念之间的竞争，并在竞争中获得话语权。

中国的学术传统长期延续的是“述而不作”，即以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念加以表达。进入20世纪，社会科学得以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但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著书虽多，“立说”却少。如从中国学术著作的名称便可以看出，大量的是“中国的……”，主要是陈述一种事实，而缺乏诸如“东方专制主义”这样的概念性概括，难以形成一种思维范式，将人的思维模式化，大大弱化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影响力。相反，建构概念则是西方学术的优势，也是西方学术能够取得话语权的重要原因。政治学者海伍德指出：“要形成关于政治世界的知识，不能只靠观察，还要开发和提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的概念。”美国人类学家斯科特在做人类社会调查的过程中，建构了一系列标识性概念，如“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道义小农”等，这些概念得以广泛传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有人因此认为，当代中国所有人类学者的影响力比不上一个斯科特。

本来，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中国人最有条件创造新的概念加以总结，但国际上流行的是在传统“威权”的概念后面加上一个“韧性”，从而将人们的思维框架规范在“威权韧性”之内，并借由国际学术传播传到国内，被奉为圭臬。

因此，中国的学术创新要改变被动地位，必须从创造概念做起。创造新的标识性概念，可以从两方面着手。

一是发现新的事实，从事实中提炼出新的概念，这类概念可以说是描述性概念。

一般来讲，概念是对事实的概括，即通过对一类事实的描述形成一个清晰的概念。但任何概念都是有限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穷尽事实，只是对部分事实的概括；同时，在概念产生之后还会出现新的事实，这是原有概念所无法概括的。但是由于知识生产的“先入为主”原则，人们很容易用一个固有的概念去认识所有事物，从而形成思维定式。如西方政治学对东方政治的界定，长期延续的是专制主义、威权主义等概念，使得人们自觉不自觉地使用这些概念去认识东方政治，将思维格式化。然而，专制主义、威权主义只是对东方政治事实的部分概括，有相当的限度。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概念的核心是统治者与民众的主奴关系。从事实的角度看，如果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民众都处于奴役地位，如何能够创造出世界最为灿烂的农业文明？改革开放以后又如何能够创造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正是在对专制主义、威权主义概念进行解构的过程中，笔者根据中国社会事实，提出了“东方自由主义”的概念。因为，在古代农业文明时代，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村社制、庄园制的组织制度，其中内含着农奴制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将东方政治定义为专制主义，在相当程度上是基于这种具有奴役关系的基础社会制度。而在中国，自秦以后实行的是一家一户的家户经济和“编户齐民”的政治制度，国家与农民的纵向关系具有奴役性，但受统治能力的限制，这种奴役性并非无时不刻地发生在民众身边。从日常生活的横向关系看，中国农民是自由的。与西方领主既占有土地也占有人身不同，中国的地主只占有土地不占有人身。家户制内含着自主自由的属性。尽管这种属性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并与责任密切相关。这种日常横向关系的自由，从理论上概括便是“东方自由主义”。事实上，毛泽东早就讲道：“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邓小平也多次谈到农村改革就是给农民以自主权。“自由”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只是在不同时空里的实现形式有所不同。我们不能因为西方较早地提出了“自由”概念，就放弃之。同时，自由只有扎根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只有充分挖掘事实，才会发现自由并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外部空降，而是深深植根于社会生活土壤里，只是这一因子受到专制主义政治的压制。而在人民民主政治框架下，“自由”已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一。

人类文明进程具有多样性，任何人的认识都受到其生活的历史空间所限制。西方学者从自己的文明进程出发，提出了不少重要概念，并有着广泛影响。“天赋人权”是近代西方政治学的重要概念，但它不是一种描述性概念，大量事实现象无法用这一概念加以概括。如果仅仅限于这一概念，许多事实就会被遮蔽。例如，与西方人信奉上帝、处处可见教堂有所不同，中国人信奉祖先，处处可见祠堂。这是因为，在中国人看来，是祖宗赋予后人以生命、资格、地位、权利与义务等，这一理念至今还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国人在处理领土边界争端时经常讲到的一句话，便是“祖宗留下来的土地一寸都不能丢”。受此启发，我们在大量实地调查基础上提出了“祖赋人权”的概念，以对这一类事实现象加以描述。

二是要基于某种价值观念形成新的概念，这类概念可以说是规范性概念。

人类活动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是一种需要价值导向的活动。描述性概念只是对既有事实的概括，而非价值导向性概念。西方政治学之所以领先，其重要原因是西方政治文明进程具有跨越性。早在古希腊文明时期，就产生了一种高级政治形态——民主共和国，其中蕴含着大量现代政治的因子，如自由、民主、权利等。在西方政治文明进程中，文明不断地被“炸毁”，又不断地重建。因此，西方学者特别擅长于根据某种价值理念进行概念建构，以引领社会前进。这种概念并不是基于事实，或者主要不是基于事实，而是主要基于某种价值理念促进或限制某种行为方式，因此属于规范性概念。“天赋人权”便是人们为了摆脱中世纪的等级束缚所建构的概念，它指引着人们对旧制度的革命。中国的文明进程不同，长期延续的是“祖赋人权”，其中内含着差等意识。因此，近代以来，具有相对先进性的“天赋人权”在中国得以接受和传播。

显然，“天赋人权”这类规范性概念，也有其历史局限性。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愈来愈意识到此类概念的有限性。但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概念创造力不足，特别是基于价值理念，构建能够引领人类社会前进，并能够得到广泛接受的标识性概念还很有限，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近几年，这一被动局面正在改变，如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这一概念超越了狭隘的基于利益关系的“国家结盟”和“利益共同体”的传统意识，具有先进性和引领性，愈来愈广泛地为世界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