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是弱者——读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

陈冲影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弱者是什么？在美国学者斯科特那里，它特指马来西亚赛达卡村庄的农民；武器是什么？武器是人们用以保护自己的工具。在斯科特那里，弱者的武器是弱者用以保护自己的一些日常的反抗形式。《弱者的武器》讲述了一个马来西亚村庄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作者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马来西亚的一个村庄田野调查了两年时间。在数据搜集的基础上，斯科特用冲突论的视角，通过对村庄农民日常反抗的形式——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的研究，揭示出农民与榨取他们的劳动、食物、税收、租金和利益者之间的持续不断的斗争的社会学根源。作者认为，农民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以低姿态 ——一种可以释放自己愤懑，同时又可以被剥削者接受的方式——的反抗技术对抗不平等，以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正是这样一种我们时常忽略的日常反抗形式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在斯科特看来，无论国家会以什么方式做出反应，有一个事实我们无法忽视，即农民的行动改变或缩小了国家对政策选择的范围。正是以这样一种非叛乱的方式，在法律的政治压力以外，农民经典性地表现出其政治参与感。 因而，任何一种农民政治学的历史或理论若想证明农民作为历史行动者的正当性，必须掌握农民所使用的“弱者的武器”。

一、 弱者的武器 ———“日常的反抗”

斯科特将马来西亚赛达卡农民反抗的特点总结如下：它们几乎不需要事先的协调或计划；它们利用心照不宣的理解和非正式的网络；它们通常表现为个体自助的形式；它们避免同权威发生任何直接的、象征性的对抗。与此同时，这种低调的反抗技术非常适合农民的社会结构——农民阶级分散在广阔乡村，缺乏正式的组织，擅长游击式的消耗战。在一定程度上，斯科特解释了农民采取类似反抗形式的原因：从长远来看，恰恰是这类反抗最有意义、最有成效，因为它们避免了公开的集体反抗的风险，这种没有表现为公开挑战的消极反抗的方式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它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着影响。磨洋工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消极抵抗导致行动难以按照计划顺利执行……

常规的反抗，常规的镇压。存在于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之间这种剧目的演绎，经久不衰。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农民的日常反抗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因为相对于公开反抗，日常反抗的成本要小的多——任何公开的反抗都比日常的反抗更容易招致迅速而残酷的镇压。这里，我想引用马斯洛需求理论来简单解释我所理解的马来西亚农民作为弱者的反抗形式。马斯洛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作者所研究的马来西亚村庄，多数农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生存问题，他们的需求还处在低级水平。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农民更多需要的是物质上的满足，在压力还不足以让他们群起而反抗的情况下，他们尚未形成“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价值观。因为，公开的集体反抗存在很多方面的障碍，没有话语权的他们不能像“贵族阶级”那样公开地、直接表达自己对别人的不满意，这样的表达对他们而言轻则可能造成工作的失去，重则可能导致牢狱生活。就像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农户抱不抱怨都没有用，权力掌握在富人手里，如果村庄中的穷人拒绝为他干活，他可以选择其他村子的人为他干活，而穷人迫于生活压力，只能选择去做，他们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力。

斯科特不仅研究了农民日常反抗的行为方面，他还研究了引发行为的思想和象征方面的事物。他所试图理解的是有思想的社会存在物的反抗，他们创造的象征、规范和意识形态构成了他们行为的必不可少的背景。所以，在整本书中，斯科特既关注行动者的经验又关注行动者本身；既关注人们头脑中的历史，又关注作为“事件流”的历史；既关注阶级如何被认知被理解，又关注“客观的阶级关系”。

在此思想基础上，斯科特通过与当地农民密切的日常相处努力去读懂他们每一个行动所暗含的各种意义，因为相似的行动也许代表着不同的情感，一个微笑可能是友善的表达，也可能是无奈的、厌恶的表达。

当然，这种反抗只是在被合理地压迫范围内才会发生，当压迫超出一定限度，“沉默”的反抗便会被“激进”的反抗所替代。不再是无组织、非系统和个人的，不再是机会主义的和自我放纵的，不再是没有革命性的后果；而是一种有组织的、系统的与合作的，是有原则的或非自利的，是具有革命性的后果的反抗形式，这种反抗形式常常表现为罢工、联合抵抗等。斯科特用自己独特的眼光展示给我们穷人日常的带有意识的反抗行动，不仅仅让我们看到了马来西亚一个村庄中所存在的反抗形式，也有助于我们站在理论高度去理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日常反抗。

二、 弱者的武器的启示

《弱者的武器》在研究内容上实现了创新。作者没有去研究备受关注的激进的反抗形式 ，如暴动，农民运动等，这些反抗往往在短时间内给人们，无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都带来很大的冲击。他从细微处着手，研究了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农民反抗形式，这种反抗如果只存在于一两个人当中，其力量微不足道，但当它存在于一个群体，特别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中时，则可能产生让我们震惊的效果，它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会结构。中国有句古语“千里之堤，毁于蚁穴”，比喻小事不注意，则会造成大乱子。如果将社会结构比作千里之堤，将少数弱者的日常反抗比作蚁穴，那么，当弱者数量不断增加，社会结构这个千里之堤便很可能被小小蚁穴所改变。

斯科特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种日常反抗形式进行了研究，他试图去理解农户的日常反抗。相对于研究激进的农民运动，这对他更重要。正是他这种独创让我们对许久以来司空见惯的事物开始进行思考。可以说这是斯科特成功的原因之一。或许取决于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于做研究，好的选题就是成功的一半，斯科特做到了，所以他成功了。

看过本书，我想起了鲁迅的一句话“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可以说，《弱者的武器》研究的就是“沉默”反抗的形式。当然这种沉默是和激进相对而言的，它并不指保持沉默，而是指一种怀柔手段，一种“阳奉阴违”的表现。在这里，“阳奉阴违”不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代指表里不一的表现。他们采用这种相对柔和的表里的不一致性去行使自己的权力，去对抗剥削阶级。

这样的反抗形式不仅存在于马来西亚的农村，即使在 21 世纪的今天，在中国的很多农村也存在“弱者的反抗”。他们通过茶余饭后的聊天 ——一种流言蜚语的传播方式 ——来表达他们对当局者的不满，小到对村委会的不满，大到对国家的不满。在广州很多工厂的工人也使用着弱者的武器去表达他们对雇主的不满，他们不能直接表达自己的需求，却可以在质量上和速度上与雇主对抗。在中国，有一个名词恰恰形容了这种反抗形式，即磨洋工。 作为底层群众，为了生存，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沉默”的对抗，这种对抗在形式上就表现为斯科特所描述的那样——一种可以表达农民的愤懑，同时又可以被剥削者接受的反抗形式。

作者研究的是东南亚农民的日常反抗形式，但给我的却还有其他的启示。除了上文提到的之外，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该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我们都是一群弱者！这里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即权力。什么是权力，在这里我将引用彼得?布劳的观点，他认为交换过程引起权力分化，一个人如果可以提供给别人所需要的服务，并且与别人所提供的任何服务无关，那么他就能够根据这些人的服从状况使他们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从而获得对他们的权力。所以权力是一种变化的软物质。它取决于两者之间所建构的关系。就像斯科特所说“富人通常拥有将其认可的适宜行为强加给穷人的社会权力，但穷人却很难以同样的方式来要求富人” 。

遇到这样一种情景:甲需要乙提供某种东西，乙却没有得到任何可作为补偿的回报，甲有四种选择，第一，强迫乙为自己服务；第二，从另外一个来源获得他所需要的帮助；第三， 去寻求没有这种帮助也可以过得下去的办法；第四，如果他不能够或不愿意做出其中任何一种选择，他可以使自己服从于乙，赋予乙一种支配自己的权力，以此种权力作为乙为他提供帮助的诱因。

按照这种观点，我们也可以对斯科特的弱者进行分析。农民，作为社区中的弱者，他们需要富人提供给他们工作，以保障生存安全，富人也需要穷人提供劳动力，但与穷人不同的是，富人的选择远远多于穷人。 特别是在机器进入社区后，穷人对于富人的意义已明显不如以前那么重要(本来就不是很重要)。 在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中，穷人和富人之间建构了权力关系，富人具有了役使穷人的权力，而穷人获得了工作的提供和生活的安全感。雇主能够使工人们服从他的指示，因为工人离不开他发的工资。不过，在我看来富人多少也在扮演着弱者的武器，如哈吉?布鲁姆在还款期限来临的前几天会把自己藏起来，从而导致农民无法偿还借款，最终占领农民的土地。采取躲避的方式也是弱者的武器之一，如若不是，哈吉大可以公然抢占农民的土地，而用不着采用这样一种卑鄙的迂回手段。所以，弱者的角色并不是永恒，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我们有求于别人，只要我们还需要别人的帮助，在无形之中我们都在扮演着弱者的角色，都在使用着弱者的武器，学生之于老师，孩子之于父母，雇工之于雇主。只要社会中存在着不平等关系，弱者的武器就无处不在，它是一把双刃剑，既伤害了敌人，也伤害了弱者自己。而另一方面，让我们不站在那么冲突的视角去看待弱者的武器，让我们跳出马来西亚的群体，跳出社会的阶级对立，将弱者看成一个中性词，那么这种武器实则也是一种保护的武器，不仅保护了弱者，也保护了弱者所不想伤害的那个群体——因为善意的谎言也是弱者的武器之一。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 M] .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7.

[2] 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往与权力[ M] .孙非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24 .